攏一個三國時代比較特殊的人物——孟達。

那麼這個孟達的命運也是和上庸城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我們說“上庸”的時候不得不說“孟達”其人。

建安十六年，劉璋派法正和孟達各統兵到荊州迎接劉備。劉備當即讓孟達和其部留在荊州的江陵，幫助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共守荊州，從此孟達正式歸附劉備。

建安十九年，劉備奪蜀後，孟達擔任宜都太守。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令孟達從秭歸出兵攻房陵，孟達在臨陣殺死房陵太守蒯祺後佔領了房陵。此後“達將進攻上庸，先主yīn恐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軍會上庸。

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備）遷封為副軍將軍”。此時，劉備的漢中、上庸、荊州（江陵）連成一片，互為呼應，聲勢達到巔峰。

至此“上庸”這個名字才真正意義上進入人們的眼簾，並從中我們也能管窺到一點“上庸”這個地方的軍事戰略意義。其實，上庸的地理位置有一個特點，兩面是山（西面是秦嶺及米倉山，南面是大巴山）；另兩個方向相比較卻幾乎是“坦途”。

上庸位於襄樊的上游頭，如果順江而下，對襄陽是個極大的威脅；如果當初關二能得手襄樊（事實上他還是很有機會得手的），那麼襄樊也不會成為一個地理突出部而受多面攻擊（也就是說能和上庸成為一個“互為犄角”的態勢）。

這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理想佈局，這倒很有可能是關二急著發動“襄樊戰役”的一個潛緣由（說急是由於關二當事的確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兵力不足就是一個證明）。

“襄樊戰役”的發起也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的七月，正好是劉封和孟達打下上庸的時候。雖然這種“潛緣由”是一種猜想，但哪怕是無意而為，也能看出上庸的戰略位置。

即在劉備奪取漢中後，能將荊州和漢中連為一線；三點一線的陣勢更是將“上庸”這個地方從一個當時的“窮鄉僻壤”翻然成為戰略樞紐；假如關二將襄樊再攻下，那擺在蜀漢劉備面前的就是一個比“隆中對”勾畫的更美妙的一幅政治軍事畫面。

當執行“隆中對”的軍事規劃的時候，可以補充為“一軍出漢中；一軍出荊州，而上庸之軍可依勢為左右援助”。這個非但是“上庸”的地理位置所決定，也是他的地勢所決定。

“上庸”西向、南向皆是山麓，這個是蜀地、漢中的天然屏障；但另兩個方向卻是“坦途”，北向可至長安（子午谷也在“上庸——新城”轄境），東向直接支援荊州之兵，可至宛洛，且是“順江直下”。

如果歷史真的能走到這一步，估計曹瞞不僅要遷都，甚至是“不顧面子”的要向東吳喊“救命”了。可惜歷史沒有這麼走，“襄樊戰役”也以戲劇xìng的結尾收場。“襄樊戰役”的結局是：劉備丟了荊州；死了大將（關二），他和諸葛亮的“隆中對”再也沒有實現的可能。

在整個襄樊戰役的後期，又看到一個地名和人名：上庸和孟達。

事件是說：關二攻打襄樊直到後來失荊州，劉封、孟達一直沒有任何得動作“以山郡初附，人心未定，難以出兵”為辭。關二兵敗身死，孟達害怕劉備加罪，又與劉封有矛盾（至於什麼矛盾，有空再說），便降了魏。

申耽、申儀叛變，劉封逃回成都。劉備斥責劉封侵凌孟達，又不救關羽。諸葛亮因劉封剛猛，恐“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劉備因此除之。於是，劉封被賜死。而孟達降魏以後，曹丕合房陵、西城（魏興郡）、上庸為一大郡，改名新城郡。並且也開始重視起了這塊地盤。

荊州一失，其實“上庸——新城”已經成為一塊地理位置突出的“飛地”。對蜀漢來講，沒有荊州他守不住；對於曹魏來講，可以和襄陽遙為呼應，但並不是進攻蜀漢的好的發起地，這當然還是由於“上庸——新城”的地理、地勢所決定的。

所以此時的“上庸——新城”作為長安、襄陽之間的結合點，具有戰略上的意義，但不是好的進攻點。

後來孟達受到司馬氏的排擠yù再投蜀漢，司馬懿聞訊立即調兵進攻，才八天，就從南陽宛城趕到了上庸城下。本來，由於上庸城牆高池深，加之三面環水，易守難攻，按孟達的能力應該是可以挺到諸葛亮援軍抵達的。

可是，守將鄧賢、李輔等在關鍵時刻“開門出降”，孟達只守了半個月，就兵敗身亡。以上就是有名的“仲達急兵破孟達”，也是軍事上有名的“急襲”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