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時評加以駁斥。史量才在國民黨當局的眼中也就逐漸成了一種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簽訂，“一二八”抗戰以失敗而告結束；但是，它呼喚起人們的抗日熱情，教育人們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史量才經歷戰火的考驗，愈益看清不能指望這個政府領導抗戰；相反，要堅持抗戰，必須反對這個政府的一系列方針。這樣，史量才的政治態度也就起了顯著的變化，成為國民黨政府反對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四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後共37天，當時發行於全國的《申報》，只能在滬、寧、杭這個“小三角”範圍中遞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區的讀者，突然被中斷了他們一直訂閱的《申報》。這就是《申報》歷史上著名的“禁郵事件”。

開始時，《申報》社並未發覺。每天仍把八九萬份報紙“發往”外埠。然而，這些報紙除部分運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壓在郵政總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運往龍華燒焚。直到7月20日，事件發生的第四天，目睹這一切的郵局某職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給史量才寫信，如實告訴他國民黨當局扣壓《申報》的情況。7月21日，《申報》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館的查詢函電，才真相大白：原來這次“禁運”很不一般，是蔣介石親自批示，由上海警備區司令部派員駐上海郵政總局監督執行的。

原來自“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之後，史量才對國民黨的離心煩向，愈益明顯。他對國民黨當局的譴責不僅是對外政策，即不抵抗主義，而且涉及到對內政策，即“剿共”政策、一黨專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衛的所謂“國難會議”時，《申報》就發表《由訓政達到“真”憲政之質疑》的時評，說：

“即就政府本身總攬五權而言，權勢依庇，遑言考試；軍閥橫暴，幾見監察？立法傳為紙上談兵，司法尤為每況愈下，行政則漆黑一團……此則所謂訓政，特變相之專制耳。”

將國民黨法西斯專政的面貌刻畫得淋漓盡致，說明它與國民黨當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銳。1932年6月間，蔣介石親自出馬開始所謂第四次“圍剿”；《申報》在史量才、宋慶齡、楊杏佛、陶行知、黃炎培等作長時間的商談後，分別於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發表了由陶行知撰寫的三篇論述《剿匪與造匪》（一論、再論、三論）的時評，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對內戰的政治主張，他說：

第二章　報業鉅子史量才遇刺案（6）

其一：“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絕不能以剿而絕，或且以剿而勢日以張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勞苦之同胞，何莫非飢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槍口不以對外而以之剿殺因政治經濟兩重壓迫鋌而走險之人民。正如楊杏佛氏所言：“對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之日軍，既委曲求全，禮讓言和，請其撤退；獨對於國內鋌而走險之人民，則竟動員大軍，大張撻伐。此誠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滄地獄，是正即所謂官逼民變。官逼民變，民安得不變？既逼民變，復從而圍剿之，事之可悲，孰逾於此！”

其三：“今日之所謂匪者，與其謂為由於共黨政治主張之煽惑，毋寧謂為由於政治之壓迫與生計之驅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則雖無共黨煽惑，紊亂終不可免。歷史上之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以至袁世凱時代白朗之亂，即其例證。故今日剿匪為揚湯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為釜底抽薪。”

7月初，南京又發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學學潮”。《申報》報道了這次學潮的經過，又發表評論說：“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亂，生活之不安”，是近年來學潮愈演愈烈的“起因”，把鋒芒直指蔣介石政權，使國民黨當局如坐針氈。教育部長朱家驊、上海教育局長潘公展將《申報》上的評論摘要，向蔣介石作了報告，並說，“上海報閥史量才利用他的報業權威，勾結上海的一般無聊文人，專做‘危害黨國’的工作”。蔣介石看了，親筆批了“《申報》禁止郵遞”六個大字。“禁郵事件”，遂由此釀成。

史量才對“禁郵”這一手，極為氣憤，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費巨資用普通郵寄的辦法，將幾萬份報紙化整為零寄往外埠。與此同時，他接受宋慶齡、楊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議，派秦墨曬去摸清原因，瞭解蔣介石的意圖。可是秦往返於南京、南昌、漢口多次，蔣介石避而不見，最後由楊永泰（“剿匪總司令部”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