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9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止，前後延續三十七年。”這處園館築於廣州西門外泮塘，原名荔香園，是為園中遍植荔枝樹之故。園門懸匾額“海山仙館”，並有一副名聯“海上名山，仙人舊館”。聯、匾為兩廣總督耆英所書。故多稱此園為“海山仙館”。園內仿江南園林，建有眉軒、雪閣、小玲瓏室、文海樓等，垣繞四周，有遊廊曲榭，沿壁遍嵌石刻，皆晉唐以來名跡，當代名流翰墨，令人目不暇接，如遊碑廊。

潘仕成在海山仙館內收藏了不少古玩文物，包括許多宋元版本的古書和漢晉碑帖，其所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畫有“粵東第一”之稱。海山仙館以其濃郁的嶺南園林特色和與眾不同的文化品位，吸引了許多風流名士。近人冼玉清謂其“一時墨客騷人，文酒之會，殆無虛日”。

由於潘仕成的特殊身份，海山仙館不僅成了一處顯貴來往、文人酬唱之處，還成了外交場合。潘仕成以紳士、富商身份，協助在粵大員辦理夷務外交，參與會見外國使者和談判活動。海山仙館成了清朝高階官員一處非正式的接見來自歐美外交使者和商人的場所。琦善會見義律、耆英接見法國駐廣州領事拉地蒙冬、美國首任駐華欽差大臣義華業向耆英遞交國書的儀式，均在該館舉行。

但是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官場、商場之爭更是激烈莫測。潘仕成既以官紳身份經商，雖善經營，頗多善舉，晚年卻一再遭遇變故，從此一蹶不振。

“聽說他已將在十七甫的故宅以三萬八千兩銀子之價售出，說明其手頭不濟到了出賣故宅的地步。鹽務本是一本萬利的買賣，何以會虧累至破家，箇中緣由尚無人得知。”陳鴻說道。

“這錢，只有流動週轉起來，才能生錢，”陳廷軒說道，“他可倒好，賑災，修路，助朝廷養兵，加上各種攤派，哪一個不是從身上割肉，他賺的錢再多，也經不住這樣的折騰。我當年勸他一道離了大清，退往海外，他偏不聽，結果現在完了。”

的確，成為紅頂商人的潘仕成頃刻成為了不得的大眾慈善家、軍事開發的財閥、中央財政的無私資助者。鋪路、賑災、種牛痘，潘仕成要出錢；水雷開發和艦船製造，他要出錢，然後無償或微利轉讓給清政府；清廷養兵用軍，他還是要出錢。一頂紅換來一身累，這是潘仕成沒有料到的。如果說鋪路、賑災之類是回饋父老鄉親，他尚能甘之如飴的話，本來應該是政府財政撥款支援的專案居然也讓他分擔責任，則確實成為生命裡不能承受之重了。潘仕成是官商，但沒有哪個清廷官員能像他那樣被無休無止的攤派包圍的。一頂紅頂換來啞巴虧，潘仕成顯然沒有更多的辦法。他必須固守財富，寸步不離廣東於是成為這種心態近乎病態的體現。

與其坐等錢財分散殆盡，不如想方設法、自助自救。既然流動資產易被抽走，那就讓所有資財“固定”下來。所以這也是潘仕成為什麼花費巨金建造海山仙館的原因。

“潘家不是有祖訓麼：寧做一條狗，不做行商首。現下的大清，還是這般視商人為賤等，我看還是不要回去的好。”陳廷軒長嘆道，“免得落得和他潘仕成一般下場。”

“也不盡然，兒子多方打探過，如晉商喬致庸，徽商胡光墉，現在做得都不錯，當然，須得朝中有大靠山才是。”陳鴻說道，“潘家現在朝中已無可倚靠之人，是以有現下之敗。”

“是啊！樹大才好乘涼啊！那胡光墉發跡得如此之快，還不是有左宗棠這棵大樹！”陳廷軒感慨道，“古今中外，都是一個道理，你媳婦的孃家，若不是傍上各國政要，也難得發跡。”

“所以說，咱們迴歸故土發展，也得尋到大樹才行。”陳鴻也嘆道，“只是大清立國以來，就是重農輕商賤工，不似西國以工商為首，若是能變從西國，重回故土當無所礙。”

“對了，林鯤宇這陣子再無書信過來麼？”陳廷軒突然想起了林義哲，向陳鴻問道。

“沒有，不過前一陣子聽說法皇送還原屬圓明園的藏寶，好象和他有關，”陳鴻道，“聽說他為此捱了言官不少的參劾，險些送命，我不便當面打聽，已經讓薩拉寫信給婉兒，打聽詳情，這幾日當會有回書到來。”

“可能是為上次他弄的那個登報的事，要不然法皇也不會下這麼大的力氣，這樣一來，兩國交好，商機自然無限。聽說女王陛下也打算向法皇學樣呢，”陳廷軒道，“上次要不是他，哪能讓咱們白賺了兩個億英鎊。所以他吩咐的事，你可得千萬留意，萬萬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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