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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勞的這傢伙真不是玩意!”
兩廣總督衙門後堂花廳,吳可展開手中信件滿臉不爽道。
“大人,不知勞崇光如何回覆?”旁邊幕僚急切問道。
“這老小子不願配合咱們一起行動!”
吳可撇了撇嘴一臉不爽,隨手將信紙遞了過去。
“那大人,咱們接下來該如何是好?”
匆匆將信紙內容掃了一遍,幕僚滿臉憂慮問道。
“還能怎麼辦,找機會逼那老小子跟咱們一起動作!”
吳可揮了揮手,臉上猙獰狠辣之色一閃而過。
“大人,朝廷方面遲遲不下決定,咱們就算做再多準備也沒用啊!”
幕僚不好接話,只得轉移了話題提醒道。
“這個本督知道,我心中已有了逼迫朝廷同意之法,只等執行試探看有沒有效果!”吳可輕輕點頭表示知道,對於幕僚的‘認真’很是滿意,所以也不介意透露一些還沒影子的口風。
“咱們的聲勢還是小了點,要是調任直隸那位肯替咱們說話就好了!”
幕僚會心點頭,繼而語帶感嘆道。
“不用指望,咱們跟姓曾的關係短時間內沒有緩和餘地,再說了朝廷也不願意看到咱們和湘軍有和好跡象,曾某人可是官場老油子了怎麼可能犯這樣的錯誤?”吳可輕笑著搖頭,臉上滿是不屑之色。
也就在去年,曾國藩因‘剿捻’不利受到朝廷問責,平調直隸擔任直隸總督,進了滿人控制的北方核心地域,基本上已經失去了與朝廷對抗的實力。
曾家兄弟自我削弱之後,數十萬湘軍解甲歸田,在很長時間都令地方官府頭痛不已。此後曾國藩不再辭官,實在也不便辭官,否則回鄉與幾十萬自覺功高未賞、驕縱狂傲的部屬為鄰,不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燒身。
此時江南砥定,北方卻仍在“剿捻”的戰爭中。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輕敵冒進,被捻軍殺死,震驚中外。七天後朝廷下令兩江總督曾國藩改任剿捻欽差大臣,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遺缺則由李鴻章代任。
此時,湘軍幾乎裁撤殆盡,只剩數千人,剿捻的主力只能依靠李鴻章建立的淮軍及各地的守備部隊。率軍前敵的曾國藩卻並非淮軍統帥,而締造淮軍的李鴻章卻不能領兵。這種“將”與“軍”分離的古老制衡遊戲,令軍事指揮的成本和難度大大增加。
曾國藩總結了僧格林沁的教訓,提出重點設防於四省(安徽、河南、江蘇、山東)十三府,改變“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曾國藩奏摺),並在戰區實行堅壁清野,分別良莠(設立了“良民冊”與“莠民冊”),“從逆者殺無赦”、“戮其身、屠其家,並及墳墓”的嚴酷政策。
山東、河南官紳看慣了僧格林沁那種“爆炒式”的快速突擊,對曾氏的“文火燉砂鍋”實在看不上眼,於是“皆怪國藩以督師大臣安居徐州,謗議盈路”,甚至“劾其驕妄”。
而曾國藩的重點佈防策略,在捻軍的優勢騎兵下似乎並無作用。於是曾國藩又在運河、沙河與賈魯河上推行“河防”,不顧當地士紳的反對,強行在土質鬆軟的河岸上建立堤牆工事,指望這道新的長城能將捻軍困死。
結果,捻軍大部隊從開封以南輕鬆突破河防,深入兵力薄弱的山東。輿論一片譁然,指責曾國藩“縻餉兩年、匪勢益張”,朝廷也沒給他好臉色。這令他痛感“權位不可久處,益有憂讒畏譏之心矣。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軍效力;又請削封爵,皆不許”。
明白人都知曉捻軍入魯,其實很難說是曾國藩剿捻失敗,因為文火功夫畢竟需要時間才能見效。有意思的是,同時期的一位英國傳教士林輔華(charleswilfridallan),卻認為曾國藩藉此故意展示自己在軍事方面的“突然無能”。果如此則曾國藩簡直就是以“自汙”的方式消除人們對他能力的迷信,骨子裡仍是“憂讒畏譏”四個字。
朝廷的處理決定,是令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剿捻”欽差大臣則由李鴻章取代,這是曾國藩與李鴻章師生之間的第一次換位。其實不給曾國藩實際處分,對朝廷來說也是無奈。當初調曾國藩北上剿捻,不僅是指望老將出馬一個頂倆,也有調虎離山的想法:湘軍雖然裁撤,但大量軍官因軍功而被提拔,並繼續留在各個部門和各個崗位,尤其長期作為戰區的兩江,“湘軍派”幾乎壟斷官場資源。
將曾國藩調離兩江,以李鴻章取而代之,絕對有分化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