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

再加之“竇太后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后曾問《詩》博士轅固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后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意思是：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生徒鬥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

眾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藉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而其中一人，名曰：董仲舒，乃漢初廣川郡人，是漢景帝時期的博士，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儒學不受重視，因此董仲舒也是韜光養晦，沒有進入政權中樞。

《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

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lun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

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

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

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只有公羊、穀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母生的首倡。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同。

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

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

胡董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這一日，董仲舒正在頂禮膜拜孔子聖像，突然，畫卷之上毫光大作，董仲舒見之大驚，急忙伏倒道：“聖人在上，弟子董仲舒拜見先賢，弟子有幸得見聖人顯靈，不知道聖人今日感應生靈，有何吩咐？”

話音剛落，牆壁上懸掛的孔子畫像中飛落一道白虹，隨後毫光散去，歸於平靜。

董仲舒見此，三跪九叩之後，拿起案桌上一彩光閃爍的物拾，拿起來一看，卻是一卷書，上面有《春秋》全篇解釋，而且還有一段密旨，董仲舒先是驚詫，而後就是狂喜。

看完之後，書卷頓時羽化，化為飛絮狀羽毛氣體，緩緩散逸開來。

第二日，董仲舒開始遍開門戶，廣收弟子，講授儒學，特別是《春秋》，弟子數百人，傑出者比比皆是，其中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

同時，還身為太子的劉彘也收到一卷諭旨，卻是慈航傳來，劉彘亦是看完之後若有所思，心中慢慢思量，靜待時機。

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

正是：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發，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