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取士，實行的是“察舉制”，高祖劉邦首下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是為“察舉制”之始。

其後惠帝、呂后時期更進一步，詔舉“孝悌力田”，孝悌就是孝敬父母兄長者，力田則是勤於農事者。

真正的“察舉制”，誕生於漢武帝之手，即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茂才）”，中央和州郡直接從民間和低階官吏中選拔人才，極大擴充套件了國家的選材範圍。

賢良、方正等中央特科選士，儘管時斷時續，沒有形成常制，卻也延續了數百年之久，如本朝名將，“涼州三明”中的皇甫規、張奐，都曾舉賢良方正。

漢武帝開創的“察舉制”選士，除了詔舉“賢良、方正”、郡國察“孝廉、茂才”之外，還有太學“設科射策”。

當年大儒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中提出：“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不僅把太學視為培養人才之所，而且也把它作為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選拔的基地。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遂“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所謂設科射策，就是將考試內容書於簡策，並根據問題的難易程度，分為甲科與乙科。

王莽執政時，又將甲、乙二科改為甲、乙、丙三科，甲科錄四十人，授郎中；乙科錄二十人，授太子舍人；丙科錄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光武中興漢室後，恢復甲乙二科之制，之後又屢有變革，如採用“兩歲一試”定製，廢除甲乙之名，不設人數限制等等。

可惜這種取士方式，充其量和賢良方正一樣，只是作為國家選士的補充。

孝廉、茂才，才是國家最主要，同時亦是最重要的入仕途經，這也是本朝民間鄉論品藻風氣如此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畢竟要被舉為孝廉、茂才，首先要有稱於鄉里的德行，這就需要名士的點評，為其揚名。

於是狡詐平庸之徒，或使用手段，或依靠家族，影響鄉評，博取名望，藉以入仕，方才有那首婦孺皆知的童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陳蕃、黃琬等有識之士，皆欲整頓察舉風氣，然而事情剛剛開了一個頭，就因侵犯到權貴的利益，而遭到免官，乃至禁錮。

九品中正制，說白了，不過是國家將人物品評的權力，從民間手中收歸國有罷了。

可惜這根本就治標不治本，人物品評的權力，最終還是被士族所壟斷，以至於西晉建立之初，就有衛瓘、劉毅、司馬亮等人上書，以阻礙人才晉升為由，請求廢除九品中正制，司馬炎出於統治的需要，最終沒有同意。

劉景因“躬耕養客”、“質書救鄰”，德著長沙，從而入仕，算是鄉論品評的受益者。

然而作為熟知歷史程序的後世之人，他深知品第取士，是一條歧途，而九品中正制，則是在這條歧途上，越走越遠。

歷史證明了，科舉制才是正途，劉景完全可以借鑑科舉制，對官學考課加以改進，以便為未來真正的科舉制鋪平道路。

宋忠聽到劉景有意參照太學，射策取士，頷首道：“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初平初，劉荊州崇立學校，已十餘年矣，如今學有所成者不在少數，足以為國家分憂。”

劉景笑著對宋忠、綦毋闓、司馬徽等人道：“那就煩請先生及諸君，選取《五經》難問疑義，書之於策。此番考課，我準備錄取百人，以面試策問定奪最終排名，其中甲科二十人充任幕府，乙科八十人補入州郡。”

說到這，劉景頓了頓，又說道：“經學雖為國之根本，然漢家法度，本以王霸道雜之。除通經外，不如再增設明法一科。”

明法乃是國家特科的一種，國家特科可不止賢良、方正，此外還有明法、明經、文學，乃至明兵法、明陰陽災異等等。

是以對劉景增設明法一事，宋忠、綦毋闓、司馬徽等人儘管有些意外，卻並未出言反對。

劉景隨後又與宋忠、綦毋闓、司馬徽等人商議具體細節，接著起身行出大堂，登上宏大的講臺，面對數以千計，席地環坐的學子，緩緩言道：“諸君皆海內俊士也，身在官學，自可不煩賦役，飲酒賦詩，悠遊終日。”

官學學子，無賦、役之慮，他們既不交賦（人頭稅），也不服役（勞役），這是國家賦予他們的特權。所以太學生從數千人一路躥升至三萬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