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化（勞動化……知識化）雙向並行到了1968年就不像文化革命前那樣了，逐漸成了單向獨行了。雖然知青對農民精神面貌的影響不再被認為是有用的了，但如果農民與知識分子能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互融合，那依然是最理想的。唯一的區別在於，如今強調的融合是知青單方面把自己投入農村的結果，而不是相互改造程序的完結＇　19世紀的俄國民粹派在縮小年青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的鴻溝的方法上，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以Lavrov為首的那一派強調必須教育農民，讓他們向知識分子靠近。而巴枯寧派則主張自我改造成農民，但事先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強加於他們所想像的“農民”。（R。　Wortman；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頁15…17）。1968年後在中國明顯佔優勢的是巴枯寧派的觀點，而在延安時期及文化革命前所表述的可以看作是兩者的混合。＇。

然而，就算農民不需要知青來改造他們的思想，知青總還可以幫助他們，向他們輸送各種知識。農民一直是被積極鼓勵要加強學習，農村教育的發展成為首要任務。其實，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當“新人”有能力從事各種不同行業之時，他們就有可能事實上取消社會工作分工。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使這個理想在中國實現了。毛在指示中要求社會各階層都要學習解放軍，除了本行業以外，還得從事其他的活動。農民得學文化、軍事、政治，等等，同樣，學生要去學工、學農、學軍事、學政治＇　《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42…643。＇。完全實行這種烏托邦新形式顯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麼做，就會導致經濟大混亂，不過部分實行倒是嘗試了。全民各個階層都被捲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的階級鬥爭（由他主持的黨領導下的階級鬥爭），一部分人到解放軍或者民兵中去接受軍訓。此外，許多幹部被送到“學校”去幹艱苦的農活兒，這類學校就叫“五七幹校”＇　幹部在這些“學校”生活的具體例子，參考楊絳，《幹校六記》。＇。至於工人，他們一般很少有機會接觸農業，但有的工廠成立了附屬農場，而有些農民在農村的小工廠或者甚至在城市裡的工廠企業中從事工業生產。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如此強調知識青年參加農業勞動，從思想角度上講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不管怎麼說，工廠也一樣在生產和體力勞動中培養人。工廠固然有其實際上的侷限性（相比之下，農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認為從思想意識上來說，把城市青年“知識分子”安置在農村比安置在工廠要高明得多。雖然偉大舵手本人從來沒有清楚地論述過這個觀點，但在當年發表的鼓勵下農村的所有講話中都一而再地明確暗示過。因此，將所有青年畢業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應徵入伍）下放到農村去的政策被美之名曰為“一片紅”，這就意味著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編派去了工廠，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紅”，就是說，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了＇　在四人幫倒臺後，對他們的指責之一是他們認為只有下鄉才是革命的，據遼寧電臺廣播，1978年11月19日，刊於FBIS；　1978年11月27日。＇。到工廠去就沒那麼先進，因為這隻涉及到一種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而到農村去還能縮小另一種差別（城鄉差別）。談到有關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目標之時，為這場運動開路的宣傳機器則步步緊逼地強調最艱苦的物質環境是最能鍛鍊青年人思想的，那就在農村。一個從北京來到延安的女中學生曾高呼：“一個地方的條件越困難，對我來說就越有可能把我鑄造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6月號，頁24。＇。也正是在農村，階級鬥爭是最複雜的，因而最能磨鍊年輕人＇　《文匯報》1968年12月24日，刊於FBIS，1968年12月24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偉大計劃大躍進創立了農村公社作為主要基石，雖然失敗了，毛並沒有對提高農業勞動集體化程度失去希望。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先聲）以及1969年的學習大寨運動，都證明了這點。因此，知青去的地方正是為中國社會主義前途戰鬥的最重要的戰場。

除了這些對上山下鄉運動特別具有革命性的“合理”論證，必須加上另一條“的確存在”的事實：毛的個性與經歷。“東方紅”一歌唱道：“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出了毛的這個中國，他所熟悉的和他所熱愛的中國，正是廣大的中國農村地區，而城市對他來說總是陌生的＇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