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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關政府在文革後發起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的簡短介紹顯示出那是關乎一項複雜的企圖一石多鳥的計劃。多方面的觀察令我們對大力宣揚的發展農村目標的重要性產生懷疑。為簡單答覆本章開頭提出的問題，首先必須分清當時的動機和長遠的動機。當該運動開始掀起的時候，毛認為最重要的是分散紅衛兵組織，對那幾百萬在城裡無所事事游來蕩去的青年採取一些行動，他們之中有的已經成為街頭打群架的英雄或者有組織的“造反派”。在那個時期，政治性的鎮壓與減輕城市負擔兩種目標都占主導地位。然而，毛選擇了上山下鄉運動政策來解決問題，而且緊緊抱住不放一直到他閉眼上西天，因為那政策能解除他的一些更長期的憂慮。如何降低實現工業化所付出的代價，這種憂慮自然是重要的，還有希望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加強邊疆地區的防衛力量。但光提這些顧慮不能解釋為什麼要發動如此大規模的運動，也不能解釋毛為什麼如此熱衷於防止文革前的政策回朝。68年再次發起運動，不同的是，這次不再是動員部分知青，而是全體知青原則上都得下鄉，同時強迫學生進大學前必須參加幾年生產勞動，這些都只能在偉大舵手的宏願中找到答案。偉大領袖要從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對那些未來的精英，他們是要繼承他本人從事的事業的。這個宏願的背後，其實是年邁的統帥拒絕承認中國已進入後革命時期，也不能接受自己掌握的實權落入“修正主義”官僚派及大管家們的手中。就是為了頂住這種可能的演變，毛在生前就要把中國納入共產主義的軌道，把革命黃金歲月延安時期的各種理想強加給國家和人民。這些理想集中表現在消滅社會分工，要求全民樹立忘我的精神，就是說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大無畏的革命情操（“為人民服務”），還要向一切阻礙實現理想的勢力（落後的經濟，階級敵人，特別是“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我們覺得文革中發起的下鄉運動的意識形態動機應該是首要的，而我們稱之為“加強魅力領袖威權”的政治動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們將會看到下鄉運動如何成為“兩條路線鬥爭”棋盤上的一列舉足輕重的棋子，在運動的瞬息變化中關係到毛的政治威望，以至他的追隨者們的權力。

正像所有典型的毛澤東的大舉動那樣，1968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也是一個雄心勃勃，甚至是偉大無比的計劃。問題在於現實能不能讓這種雄心壯志實現。一位臺灣學者在1972年曾經形容下鄉運動是一場“理性而大膽的”實驗＇　P。　C。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parative　Politics；　IV（3）；　1972年4月，頁386。＇。第二個形容詞無疑很準確。至於第一個，在做了上述的分析之後，看來得改動了。不管怎麼樣，從現在起，可以列出我們的疑點了。首先，帶有強烈烏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標在這場運動中佔首屈一指的地位，然而，儘管也有一些經濟及社會的目標，但是達到目標的辦法不是合理的經濟與人事資源的管理，而是社會各階層的思想動員。這不免讓人想起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另一方面，我們已經談過多重目標會引起互相之間的協調問題。至於下放多少人，從農村發展來看，最理想的人數也很難與精簡城鎮人口目標的需要相等，也不會與思想改造目標的要求一致。再者，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保衛邊疆地區防範敵人入侵來說，知青是“再教育”的物件，處於這樣的地位並不最有利於充分發揮他們的優勢。我們將會看到這些矛盾在實際中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低調的開端

文化革命前的下鄉運動本不是我們研究的主要課題。然而，有必要了解個大概，為的是能夠明白1968年發起運動。事實上，在那個期間，下鄉運動大部分的主旋律已經草擬定下，而某些機構也已經成立，稍後才又開始運作。

在中國，遣送城鎮青年到農村去始於1955年。我們至少可以給這一時間找出三位先行者：為首的是俄國民粹派的名為“到民間去”的那一場運動，僅僅在1874年夏季就有幾千年青的大學生下鄉，他們一邊勞動一邊鼓吹造反。中國運動與他們最重要的相似點在於，都是城市青年下到農民中去直接與他們聯絡。可是很難比較這兩場運動。俄國民粹派不準備在鄉下待很長時間＇　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