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懷疑1950年代知青典型的存在，更普遍的是懷疑上山下鄉運動的偉大理想。

這種宣傳並沒有影響到當局繼續具體解決抗議者的部分問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個幹部“小組”，專責研究仍滯留在市外的知青們的困難。仍滯留在接待地區的老知青經常提出一個要求：准許他們的子女回到他們的原居城市讀書上學，因為學校的水平一般都比外省小市鎮的要高得多。北京成立的那個小組就說明首都是第一個接受知青這種要求的大城市。1988年10月15日起，北京市准許每戶可以為一個既未婚又未就業的子女調回戶口，唯一條件是要有一名近親（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姑叔舅等）在市內作為監護人。1989年上海及天津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隨後浙江與湖北的一些城市也作了相應的安排。至1993年年底，有21。4萬名知青的子女得益於這項政策，其中上海辦回11。6萬人，北京辦回4。69萬人，天津辦回4。65萬人。所有的這些子女都獲得入學或者工作安排＇　顧洪章等，《始末》，頁215。＇。在1986…1990年間，北京幹部“小組”還直接接納了200多名原知青返回北京。此外，在1986…1994年間，特別是在1990年之後，首都勞動人事部門共批准了31663名老知青回京＇　《北京省志…勞動志》，頁52。1990年突然加速批准回城要求，這應該是北京市政府在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後想改變形象的一種表現。＇，其中包括山西省的大部分北京知青＇　與一群老知青的訪談記錄，2000年8月5日於北京。＇。必須指出的是，有些知青因為不同的理由而沒有獲得准許在1980年代期間返城，但他們之中有很多是在沒有戶口的情況下生活在原居城市。所以，到1989年，名義上留在黑龍江農場的老北京知青只剩下3900名（最初一共有大約10萬名）。然而事實上，他們之中許多人都住在北京，但沒有戶口。根據一項調查，某農場理論上應該有178名知青，可只有82名是真的在那兒，在另一個，53名中只有23名是常駐農場的。留在當地的知青比率可能只有1。5％＇　杜鴻林，《風潮蕩落》，頁420。＇。

如何計算插隊知青的工齡

上山下鄉運動留下了諸多後遺症，其中插隊知青的工齡問題的處理在1980年代初期令人不滿，也引起很大爭論＇　有關這個問題，見顧洪章等，《始末》，頁206…212。＇。在當年，工齡直接影響職工的日常生活，決不可忽視：工資級別主要由工齡來決定，連分配住房，子女入托兒所的名額，等等，都與工齡有關。從國營或軍墾農場回來的知青工齡的計演算法在1975年就已經透過。1978年，在江西，因病或家庭困難從農場回城的知青工齡也准許計算，以前他們得不到這個待遇。這項措施1980年在全國實行＇　《勞動政策法規全書》，第二冊，頁371…372。＇。1980年9月，在5屆人大第3次會議期間，多位人大代表建議透過法例來改正對待在城市就業的原插隊知青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事實上，與下放農場的知青相反，插隊知青在農村度過的時日一概不予考慮，不算工齡。這種歧視在1979年11月的那次40％的工資調整中表露無遺＇　《人民日報》1980年9月27日第二版。＇。勞動人事部培訓就業局在1982年就提議所有知青的勞動時間都應該計算在工齡之內。但某些省市害怕經濟負擔太重，用了種種藉口抵制合理的計算。一直等到1985年4月胡耀邦出來表示要強制實施這項措施＇　一位在農村待了14年的湖南老知青寫了一封信給胡耀邦，這才使胡在1982年底決定接受新的工齡計算方法；見《文摘》2004年2月6日，頁2。＇。1985年6月28日勞動人事部頒佈23號通知，才把該措施作為法例定規下來，按新精神確定工齡後，一切工資福利待遇照新計算的工齡對待，但這次調整沒有追溯效力，過去的，就不再算老賬。決定中一些比較特別的措施如何實施，由地方勞動局自己掌握，但直至1986年夏季很多地區還沒有即時公佈清晰詳細的規章條文，一份上海報紙還需要回答讀者提出來的有關問題。在上海，不管知青在農村的工作是什麼，也不管接待單位是哪一類，規章能使他們全體都受益於這項措施。除了那些在下鄉期間曾經被判入獄的，獄中時間不可計算工齡，只能從他們重新開始工作之日算起。至於那些被判勞動教養的，只計算教養期以前及以後的時間＇　《文匯報》1986年6月18日第二版。＇。工齡計算影響工資增長，一般來說，在農村勞動過一年，月薪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