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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後，早已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帽子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自然免不了受到衝擊的厄運。1966年8月下旬，中央民族學院的一些紅衛兵強行衝進班禪在北京的住處，把班禪押到學院批鬥。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自己的聯絡員會同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和解放軍代表，到中央民族學院去制止紅衛兵對班禪過火的批鬥行為。

之後，周恩來向各派紅衛兵組織做了很多的說服工作，才得以把班禪轉移到北京衛戍區由解放軍保護起來。周恩來指示衛戍區領導：“要好好保護班禪，絕對不允許紅衛兵再把他弄走。你們要向中央負責，不能讓班禪出事。”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7）

在衛戍區，班禪無論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兩個多月後，局勢稍稍有了一些好轉，周恩來這才指示衛戍區把班禪送回了寓所。

後來，由於林彪、“四人幫”一夥的刁難，班禪被送進監獄。但周恩來仍想方設法保證他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事件以後，周恩來還多次交代阿沛去看望班禪，並試圖讓班禪出來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

班禪重新獲得自由後，曾當著中外記者的面公正地說過這樣一句感人肺腑的話：“我在監獄裡沒有死掉，主要是周恩來先生的恩情！”

……

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混亂中，面對林彪、“四人幫”的壓力，為減少黨在統一戰線上的損失，周恩來付出了艱難的不懈的努力。正如他在對中央統戰部的指示中所說的：對統戰政策不要動搖，不要撒手不管；統戰工作必須堅持下去。

在“文革”中，黨的統戰政策是最難堅持的政策之一，統戰工作也是最難堅持的工作之一。為使這一政策和這一工作不至於崩潰，周恩來盡了極大努力。儘管艱難，這一政策和工作仍然頑強地堅持了下來。這種堅持，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有著重要的意義。僅在李宗仁身上，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1969年初，當李宗仁在直腸癌、肺氣腫、肺炎等多種病魔的作用下心力衰竭時，他仍深深地惦記著毛澤東和周恩來。臨終之前，他交代：把周總理撥給他的生活費送還給國家；把他珍藏多年且有幾百年歷史的外國名酒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發展，周恩來對幹部和民主人士的保護，其力之所及也越來越有限，他的工作越來越艱難。與此同時，他自己也受到林彪、“四人幫”一夥的迫害，有時候，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處在需要想方設法保全之中。只有保全了自己，才能為黨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用一句話來概括自己的心境：“對黨和人民，我只有一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力保棟樑（1）

力保棟樑，生死相依，在艱難處境下盡最大努力

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指導思想煽動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鬥爭的矛頭一下子就直指黨內高層。

從彭真、羅瑞卿、陸定一、###，一直到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鄧小平，……這些一生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屈奮鬥的無產階級戰士，這些自認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以來就與資本主義道路無緣的人，也不知怎麼的，很快就被打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

如此“革命”，許多人不明白，想不通；去問總理，總理也不明白。

誰明白，恐怕只有林彪、江青一夥人——試圖透過“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打倒一大批黨內高階幹部，達到篡黨奪權目的陰謀家——明白。

一些對“文化大革命”表示過不滿的黨內高階幹部，受到不公正對待；一大批妨礙陰謀家篡黨奪權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作為“黨內一小撮”揪了出來。

這些受到不公正對待和被揪出來的人，大多是與周恩來長期並肩作戰的戰友，是黨和國家的棟樑之才。

在特殊的環境中儘量保護他們，成了周恩來義不容辭的責任。

怎麼保？在“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的時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夥人有毛澤東的直接支援，正紅得發紫、得勢猖狂，他們喪心病狂地迫害大批黨政軍機關的領導幹部。如果公開為大批受衝擊者開“綠燈”，顯然不是時機，也根本行不通；正面與林彪、江青一夥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