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從兩個方面闡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義和作用：“從積極方面來說，我們要公開地進行教育，認真地進行工作，積極促進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從消極方面來說，要號召人民起來反對使用原子武器，反對進行原子戰爭。”

破核威懾（4）

對需要立即著手進行的幾件事情，周恩來在國務院系統做出了周密的佈置。他特意強調說：“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產革命。”

有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中國方面心中有了底。但事情畢竟是自己做，幫助終歸是外在因素。如何處理自力更生與蘇聯援助的關係？人們不得不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中共中央指示我國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更不能放鬆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

根據這一指示，在中國建立原子能事業的初期，自力更生和最有效地學習，成為科技工作者的指導思想。

正當我國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建立中國的原子能事業的時候，1959年6月，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前3個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關於援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協定；1960年8月，蘇方撤走全部專家，並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停止供應裝置材料，給正在建設的中國核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嚴重的困難。蘇聯方面的無情，與當時中國所處的天災人禍一樣，嚴厲地鞭打著中國人民。

一些外國人認為，這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他們斷言：“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1959年7月，中國總理周恩來作了這樣的回答：“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風趣的陳毅元帥說得更為徹底：“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1960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聽取李富春彙報時說得同樣堅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意志剛毅的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預言：“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緊要關頭，中國的核工業迅速實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轉變。

進入完全自力更生的核工業，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其中強有力和高效運轉的領導機制是至關重要的。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過去沒有搞過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兩彈”（指原子彈、導彈）才是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那要幾千人、上萬人的協作，中國過去沒有。

組織是十分龐大的，形象地說，那時候我們每次搞試驗，全國的通訊線路將近一半要由我們佔用，可見規模之大。

那時是周恩來總理掛帥，下面由聶榮臻元帥具體抓，這個經驗從前中國是沒有的。我想，他們是把組織人民軍隊、指揮革命戰爭的那套經驗拿來用了，當然很靈，從而創造了一套組織領導“兩彈”工作的方法。這在新時代下有很大意義。

錢學森講的中國尖端科技事業的組織系統和工作方法，是周恩來領導建立的。

在1955年1月31日召開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就強調過：“要促進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進行嚴肅認真的工作。”

為了加強對原子能事業的領導，1955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由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領導小組。1956年7月28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報告，建議在國務院設立原子能工業部，並對我國原子能事業如何解決建設速度、投資、技術幹部等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同年11月，原子能工業部——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以後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窮任部長，劉傑、袁成隆、劉偉、錢三強、雷榮天任副部長，具體負責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同時，在中國科學院系統，為加快發展核科學技術，還成立了分別以李四光和吳有訓為主任的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和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同位素應用委員會。根據中央關於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強必要的研究機構”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9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綜合性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隨後，又相繼建立了鈾礦地質、鈾礦選冶、核武器等專業性研究機構。從此，我國原子能事業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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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核威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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