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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箱的確在聯大顯示出“偉大”，戰前生活比較優渥的教授，對汽油箱也格外看重，清高的教授在生活中裡離不開汽油箱，而且箱箱計較。

蒲薛鳳在《蒙自百日》中寫到汽油箱：“聞昆明工學院每人以洋油木箱九隻作床鋪，蓋既便且廉，向航空學校包購，國幣一角一隻。予遂效法購到三隻。蒙自已漲價，每隻索一角五分，疊至床前，聊當小櫃，頂上可置盥洗杯具，內可置些衣襪。”看來，因汽油箱需求量大，成為緊俏商品，漲價也在情理之中了。

《吳宓日記》1939年7月15日記道：“晨，辦雜務。11：00晤葉公超，殊為鬱憤。蓋宓已定遷居昆華師範樓上五室，與超及金嶽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後，始許宓遷入。超近年益習於貪鄙好利。超託宓為代搜求汽油箱三十個，以供其家用，而願以上好之鋪板一副贈宓為酬。論價值，遠不相抵。其後超乃以其自有之鋪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園寓宅，不我與。”

吳宓教授的滿腹牢騷，皆因汽油箱而起。要知道，汽油箱是聯大師生的生活必需品，可用汽油箱組合出多種傢俱使用。

用汽油箱還可以分割房間，形成獨立的“自由王國”。西南聯大的總辦公室曾設在位於昆明崇仁街四十六號，是一座三層的小樓，清華、北大、南開的辦事處都在這裡。北大辦事處是三層樓上的一間統的三開間的屋子，只南北有牆，東西兩面都是板門，假使門全開了，外面還有廊，欄杆，就很像一個亭子了。在靠西的南北兩角上，各有用木板隔成的一間小房，放下床鋪後，餘下的空間恰好能擺上一張辦公桌、椅和一個衣箱，北大校長蔣夢麟和秘書章廷謙一人一間，章廷謙的那間是在南首，靠樓梯。後來，楊振聲搬進來，在東首靠南的角上，用汽油箱壘起來，和蔣夢麟的那間並排隔了一間。三人像下圍棋似的，每人各佔一角。

章廷謙的《在昆明》文中寫到汽油箱的價錢和廣泛的用途：“這些汽油箱，原是校方以每個一角錢的代價向航空委員會買來的，除公用的外，就轉讓給同仁。因之不但同仁們的書箱，衣箱，櫃子……果然都是它，還往往用三個箱子疊起來當作茶几，橫擺著鋪上一塊椅墊便當沙發。還可以搭出其他用途的很大方很雅緻的式樣，猶如七巧板，一拼湊就湊出一個花樣。八年來這些木箱一直陪伴著我們，在離開昆明之前，我們也沒有捨得離開它們。”

1940年，趙瑞蕻從西南聯大外語系畢業，和女友楊苡結婚了。兩人的新居就在離翠湖不遠的一條叫做玉龍堆的小巷子裡。兩人用空汽油箱做書架，用空汽油箱搭成床。在此才安頓了一個多月，遭到了日寇飛機的空襲。1940年9月30日，兩人跑警報歸來，一進門，就被院子裡一片慘相震驚了：圍牆塌了一面，滿地是折斷的樹枝。“開啟門，屋子裡亂七八糟，貼了白紙帶的窗玻璃全碎了，兩個暖水瓶滾在書桌邊破了，一個用汽油空箱堆成的書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鋪著新買來的草綠色的大床單的床上滿是塵土……”

汽油箱，空空如也，但盛著聯大師生們生活的艱辛、悲喜與哀懼。汽油箱見證了他們飽滿充實、同仇敵愾的每一個日子。汽油箱伴隨他們讀書、寫作、治學和休憩，珍藏了他們絃歌不絕的昆明歲月。

吳宓錢穆合租“天南精舍”

1938年初，由於昆明的校舍緊張，文、法學院設於蒙自縣城外舊法國領事館等地，此處花木繁盛，綠蔭濃茂，稱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開學。

在蒙自城牆外面，有一棟兩層的歐式建築，全部用熟鐵造的陽臺。這棟樓屬於一位猶太希臘商人，他的名字譯成中文叫“歌臚士”。聯大便租用這座歌臚士洋行作為教師宿舍。

蒙自人士對聯大前來辦學都很歡迎並熱心幫助，領事館等房舍不夠用，桂林街王姓，把兩進四合院的前院讓給潘光旦等教授住；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讓給馮友蘭等教授住；早街周姓，讓出三層樓房給女生住，樓高風大，被稱為聽風樓。易社強這樣描述聽風樓的來歷：“一棟巨大的帶有圍牆的公館是屬於周柏齋一家的。周是一位富有的錫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館的一面租給聯大，用作女生宿舍。……擔心著國家和自己的命運，思鄉的女孩聽著呼嘯的風聲直到遠山晨曦初露，就這樣度過一個個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