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白居易於唐德宗貞元年間初進長安時，曾去拜訪過名士顧況，顧況告訴他長安的米價很貴，寄居大不易。可是誰能想到，與這種連一般知識分子都切感生計艱難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為數難以統計的市蠹型流氓們，正靠著兩個大市場，過著優哉遊哉的生活。

所謂兩大市場，就是在長安外郭城商業區裡各佔兩坊之地的東市和西市。據《長安志》記載，東西兩市各有220行。當時有個日本留學僧正在長安學習，他在日記裡寫道：“二十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十二行，四千餘家。”想一想，12行便擁有4000家店鋪，總共440行的兩市。該有多少商肆店家呢？

店家多，混跡在市場內的流氓也多。《酉陽雜俎》對此情景有概述，大概是說一夥一夥剃著光頭、面板上雕著各種花紋的惡棍，手執羊骨，臂纏長蛇，在市場上橫衝直撞，“張拳強劫”，客商或有不滿，便舉起羊骨毆人。唐武宗時，薛元賞官拜京兆尹，上任三天便收捕此輩30餘人，全部杖斃，陳屍於市，以儆同類。但用不了多長時間，舊觀恢復，甚至連深居宮中的唐宣宗也知道兩市間有此積患，專門發了一道《委京兆尹捉獲奸人詔》，內有：“如聞近日多有閒人，不務家業，嘗懷兇惡，肆意行非，專於坊市之間，脅取人財物……”云云。以至後來形成了每逢京兆尹換人，必以捕殺一批坊市惡棍為新官上任立威的規律，但也終究不能根除。

除恃暴力向商販顧客敲詐外，把持牙業、欺行霸市，是流氓們跳梁兩市的另—條途徑。而宦官和長安市上流氓的勾結，早在唐德宗時就已經是公開的現象。當時有所謂“宮市”，即宦官去東西兩大市場為皇室購物，種種訛詐勒索，多賴流氓為之幫襯。“宮市”之害，許多人都發表過激烈意見，白居易的名篇《賣炭翁》就是為揭露此弊而作。但宦官為之公開辯解的理由，即為“京師遊於墮業者數千萬”而皆“仰宮市取給”。照此邏輯，商品市場成為流氓吃飯的大鍋，當屬天經地義。

市井兇焰有廟堂可恃，進而出現了流氓為人收買、成為介入統治集團內部紛爭之殺手保鏢的惡相。如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在靖安坊被刺。同一天，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被人傷首。當日京城大駭，滿布恐怖氣氛。官員出門，紛紛僱用保鏢。又如開成三年（838）正月，宰相李石在親仁裡遭到襲擊，根據分析，幕後策劃者正是宦官頭子仇士良，嚇得百官都不敢出門，皇帝上朝時往階下—看，總共才到了沒幾個人。

更新奇的還在於又有一批西域流氓也加入了市棍行列。早在唐初，突厥降人被遷入長安就有近萬家。“安史之亂”的平定，得朔方、安西、回紇、大食諸部之力不少，又有很多西域諸胡得居功留滯京師，並往商業區勾當，“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資治通鑑·唐紀四十一》）除了恃力縱暴外，西域流氓的特色“生意”是放高利貸，許多史料都證明這些人大都聚居在西市，放債物件以商人百姓為重點，也有衣冠子弟。此外，偷盜搶劫這些事，他們也幹了不少。讓地方官府頭疼的是，西域流氓愛穿漢服作案。而本土流氓又愛穿“胡服”作案。所謂“賊出百端，詐偽非一。胡養漢帽，漢著胡帽”。（劉肅《大唐新語》卷9）歸根結底，都是為製造假象，以至惹出政府一道明文規定：今後諸胡在京師者，不得再穿漢服！

兩宋：“紅燈區”裡的眾生相

以五代結束、宋朝開國為起點，中國古代流氓群體進入了轉型期，色情行業的空前興盛和賴此為生的流氓種類及其行為，有了急速的增長。

據《東京夢華錄》稱，北宋時京師汴梁的“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打個大折扣，算它為3000家之數吧。則可以推定，僅汴京一地就食色情業的篾片幫閒起碼不下數萬之眾。

以陪宴寫帖、房中做手、樓下相幫、王八龜兒等名目形色直接在官私妓院裡勾當者，徹頭徹尾地同賣淫生意捆在一起，並依“營業額”大小和老鴇、妓女分享物質利益。他們中有的靠相席行令、插科打諢的本事，在色媒酒宴上陪座；有的憑下棋打牌、做局“抬轎”的伎倆，在房內博局上伴賭；還有的僅仗弄腿使拳的狠勁、傳言送語的口勁或撒潑行賴的刁勁，分別擔任了“維持秩序”、兜攬生意、索討欠賬等差使。據耐得翁《都城紀勝》等資料介紹，這些人的來歷，多為失業遊民、破落戶子弟。還有—些，原先也是嫖客，嫖光本錢後靠老鴨或紅妓的面子，“留院勾當”。《夷堅志》裡介紹過一個如此履歷的人，名叫傅九。性喜狎遊，在花街柳巷中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