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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雷厲風行的全盤漢化改革措施，確曾給當時的北魏帶來了文化的興盛與繁榮，在經學、史學、文學、藝術、地理學等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北魏的隸書——魏碑結構嚴謹，筆畫沉著，堪稱中華書法之瑰寶；敦煌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及炳靈寺、麥積山等石窟集文學、藝術、雕塑、繪畫於一爐，是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整個南北朝時期兩部輝煌的地理學著作《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都創作於北魏末期，它們是漢化以一種別緻的方式所展示的成果與結晶，如果沒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也就不可能有這兩部不朽著作的誕生與問世……

民族融合的自覺先行代表（8）

在內部改革的同時，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統一大業。他生性聰穎、性格果斷、頗有魄力、極富膽略，但性子似乎過於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畢功於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剛一遷都洛陽，他就置大臣勸阻於不顧，在內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急急乎率軍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擊，結果歷時半年，基本上歸於失敗。

公元496年10月，離第一次南伐無功而返僅只一年多的時間，他決定利用南朝內部政治###的大好機會，再次大舉伐齊。此次，孝文帝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剛開始，魏軍連連得勝，攻取了南陽、新野等沔北不少郡縣，但渦陽一戰，魏軍慘遭失敗，一萬多士兵戰死，三千餘人被俘。後雖轉敗為勝，但這場歷時七個月的南伐並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與成效。

公元498年4月，拓跋宏發州郡兵二十萬，限八月中旬集中，準備第三次大舉進攻南齊。南伐的高車兵害怕遠征相率起義，適逢齊明帝逝世，孝文帝以“禮不伐喪”為名暫停進攻南朝，派兵鎮壓起義以平定內亂。長年的遠征勞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累不堪，而內部的各種矛盾又弄得他心煩意亂。就在這時，後院突然起火，有人報告皇后馮妙蓮與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薩私通。猶如火上澆油，拓跋宏不禁大為惱怒，下令幽禁馮太后，將僧人高菩薩及“牽線人”——宮中執事雙蒙一同處死。孝文帝氣急敗壞，心力交瘁，那早已虛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醫吃藥，疾病稍有起色，身體還未復原，他又支撐著病體親率大軍征討南齊。結果病入膏肓，於公元499年4月26日死於軍中，年僅三十三歲。

孝文帝臨死之前，也沒忘記那位淫蕩的馮太后，他留下遺詔吩咐道：“皇后不守婦德，恐死後干預朝政，賜令自盡，另擇地以皇后之禮安葬。”

拓跋宏為了皇位，為了北魏的國家大業，幾乎沒有獲得過什麼家庭的幸福與溫暖。他的個人生活，可以說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劇。兩歲時，母親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賜死；九歲時，父親成了宮廷鬥爭的犧牲品；在他臨死前兩年，十五歲的太子元恂在鮮卑貴族守舊派的煽動與支援下反對漢化改革，陰謀逃歸平城，並乘機發難，拓跋宏為了改革大業，只有“大義滅親”，將其廢掉，繼之賜死；夫人馮皇后犯下宮中私通之罪，又被他臨終前親自賜死。父母、夫人、兒子，不是遭人謀殺、賜死，就是自己下詔賜死。在拓跋宏的血緣至親與家庭生活中，似乎瀰漫著一股淒涼而慘黯的陰風，終其一生，也沒有飄散過。

五

拓跋宏一直懷有一統天下的大志，然而，“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天不假年，壯志難酬，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歲即含恨而逝，真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人對他的看重、學者們對他的研究、他在歷史上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也並非他的武功，而在於他的文治——全盤漢化。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時間的實踐與檢驗，特別是文化習俗的變更，往往需要幾代人的長期努力。北魏的漢化改革在初期即開始潛移默化地施行，在馮太后與獻文帝手中，這種改革已變為一種明確的自覺意識，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將它推到了一個極端，而等到結出文化之果，則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如果我們撇開其他不談，單看孝文帝拓跋宏嚴厲推行的全盤漢化改革所導致的最直接最嚴重的後果，那就是使得個性鮮明、習俗獨特的鮮卑民族不復存在，全部消融在漢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如果沒有拓跋宏的全盤漢化政策，鮮卑民族的命運將會怎樣呢？

難道說，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就非得以某些民族的完全消失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