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可是非常遺憾，事實絕非如此。司馬光、宋神宗、王安石三個人都是正統的儒家，所以大家才能很理性地探討問題，處理問題。宋神宗死後，新法雖然多被廢除，但是王安石親自制定的《太學三舍法》與他手訂的一些儒家經義的考試科目一直沿用到南宋之末，說明他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儒家。

由於莫名其妙地把王安石說成法家，使得“王安石變法”這一歷史事件的性質都變了。既然說法家是進步的，革命的，“王安石變法”就應該定性為“革命”，至於王安石代表什麼階級？革誰的命？當然就永遠說不清了。其實“王安石變法”的性質最多也不過是君主專制制度內部比較溫和的改革，不管如何拔高，這次變法即使圓滿成功，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也只能說是從君主專制過渡到試探性的君主立憲而已。

我們現在從歷史書上看，司馬光是反對變法的。其實，在變法之初，司馬光就對宋神宗提出過一個更為穩健的變法方案。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司馬光指出，國家財政之所以入不敷出，有五大原因：

一、用度太奢（指皇家用度太奢侈）。

二、賞賜不節（賞賜文武官員太多，也就是官員待遇太高）

三、宗室繁多（對皇族的優待太多）。

四、官職冗濫（冗官太多）。

五、軍旅不精（冗兵太多，戰鬥力不強）。

他認為，要對此進行改革，必須皇帝親自掛帥與兩府大臣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期以歲月，庶幾有效，非臣子一朝一夕所能裁減（不是幾個臣子所能做到，不論是司馬光還是王安石都是一樣）。看來對於宋王朝國用不足的弊端所在，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明白。要進行這種改革，必須是皇帝自己掌舵，作為一個系統工程，逐步改革，逐漸完成。所以他反對由臣子擔綱的急進式改革，主張由皇帝掛帥的漸進式的改革。有些阻力，他老早就料到了。

例如在新法逐漸公佈的過程中，觸犯了皇家子弟的利益，有些遠房宗室做官的規定被取消了，他們不僅上書朝廷，而且包圍王安石本人，攔住他的馬頭，半訴苦半發牢騷說：“我們有我們的難處，但願相公高抬貴手，不要為難我們！”在堅決執法的過程中，曹太后之弟被指控，向皇后之父的部分家產被罰沒。在新法緊鑼密鼓的推行之時，年輕的皇帝上朝時被糾纏，回到後宮時又受埋怨，宮中哭聲不斷，他被拖得精神恍惚，心煩意亂。在見到王安石的時候，只有苦笑，相對無言。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變法是一場大悲劇（5）

雖然王安石變法得到青年皇帝的全力支援，但是在整個變法的過程中，他們都揹著沉重的包袱，謹慎地前進。一點也不輕鬆。

###與舊黨終於分裂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政事堂中的執政班子除了王安石一人之外，還是一班老臣，當時有個政治笑話，到處流傳。佛教徒說人生都有“生老病死苦”，這個笑話說政事堂的班子也有“生老病死苦”。其中的王安石中年有為，生氣勃勃，是生；曾公亮不想幹了，數次告老還鄉，是老；富弼稱病不出，不想管事，是病；唐介多次與王安石爭執，氣憤病死，是死；趙忭從來正直敢言，這時看到安石事事變更，無可奈何，常常大呼幾聲“苦”字，是苦。這個笑話描述這些老臣無可奈何的樣子，十分生動。

這些老臣很惱火，王安石也很惱火，就這樣“生老病死苦”下去怎麼行，事情總要有人來做。就在王安石擔任副宰相的24天之後，創設了“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主持變法計劃的主管機構，由陳昇之與王安石共管其事。具體計劃工作由王安石推薦呂惠卿、章惇、曾布這一批新人來承擔。啟用新人，王安石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他何嘗不想網羅一批既有品德又有才情的有志之士，例如在1069年就曾經招致蘇軾之弟蘇轍在條例司作檢校文字工作。但是這些有志之士都是眼睛裡揉不得沙子的人，蘇轍因與呂惠卿意見不合，看不得呂惠卿急功近利的做法，就上書給安石，反對變法，最後外調為河南省推官。

為了鼓舞變法隊伍計程車氣，王安石曾經提出過幾句口號，後來被歸納為“三不足”之說，這就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三句話，傳來傳去，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說法，有的說法要緩和一點，有的說法要激烈一點。如果說得緩和一點，本來就是那麼一回事，並不驚人：

“天命不足畏”——一些自然現象，例如地震、天災原與人事無關，用不著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