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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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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的歷史,古來依靠的是文獻史料。這些年來,得益於數量龐大的考古發掘,新出土的史料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傳世文獻,結合新舊史料的歷史學研究已經重新改寫了歷史。考古資料的運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復活歷史的根據,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檢之下,使我想到發掘報告書和學術論文的活用。

秦漢時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數百年間億萬人生活過的歷史,所留下的文獻遺物,不過是滄海一粟。我常常感嘆,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秉燭夜行,視線所及,只能見到燭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數字比喻而言,我們所能知道的古史,不過萬分之零點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點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霧。以極為有限的史料復活無窮無盡的遠古,需要發散式的推理和點觸式的聯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證和推理小說之間的內在聯絡。歷史學家,宛若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和克里斯蒂筆下的波羅。

我讀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感慨於作者作為史家的博學多識和他高超的表現技巧。我讀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他寫一個偉大的時代而不是寫一個偉大的國王的宗旨,使我深有同感。當我讀完日本女作家鹽野七生敘述羅馬帝國千年歷史的十二冊大著《羅馬人的故事》後,我明白秦漢帝國的宏大歷史畫卷,需要連續系列的形式。法布林的《昆蟲記》我是小時候讀過的,重新瀏覽之餘,我記下了一條筆記:“《昆蟲記》以科學報告為材料,以散文形式寫出,兼具科學性和文學性。內容以昆蟲學為基礎,摻入觀察敘述,往事回憶,理論性議論,經歷講述等,可謂是一種自由的文體,值得試一試。”

地理空間是歷史的基本要素,沒有明確的空間關係的歷史,宛若一鍋迷糊的醬湯,不辨東西南北,始終暈頭轉向。地理空間決非文字說得清楚,自從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面世以後,我們對中國曆代的歷史地理,才有了可以索圖查詢的可靠依據。然而,僅僅索圖查詢而不親臨實地,仍然是紙上談兵。山川氣候,道路城邑,民俗風情,都需要去走,去看,去感受,去觸控才能曉得。國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時間中過去了的歷史,往往有空間的遺留。復活歷史的觸點,常常就在你一腳踏上往事舊址的瞬間。今人不能身去往古,今人可以足行舊地,古往今來的交通,需要藉助於實地考察。

田餘慶先生和西嶋定生先生,是影響我學術和人生最深的兩位恩師。田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導師,進東大以後,我成了西嶋先生的門下弟子。田先生在精湛考論之餘,極重實地考察,他主持大運河訪古之行,行旅中解決曹丕徵吳之戰中的地理問題。西嶋先生幾乎年年到中國,研究所及,腳步幾乎隨之而至。

日本的中國古代史學界有出行考察的傳統。近年來,同行中出了幾位好走的友人。早稻田大學的工藤元男,他追蹤大禹的傳說,一頭扎進四川西北的高山谷地,不時銷聲匿跡。學習院大學的鶴間和幸是秦始皇的研究者,他東西南北,追隨始皇帝蹤跡,求索在史實和傳說之間。至於愛媛大學的藤田勝久,他尋司馬遷足跡,幾乎走遍了中國大地,獨行之餘,也不時邀我結伴同行,同享行旅的甘苦。

國內同行,艱苦的田野工作,從來是由考古學者擔當,他們不僅行走,幾乎就住在田野上。我在陽陵發掘現場見到王學理先生時,對烈日下宛若鄉野老農的考古學者,油然而生敬意。北師大的王子今先生是考古出身的歷史學者,他主治秦漢交通史,木車牛馬所及,怕已經走得山窮水盡。北大的羅新先生從中文到歷史,他好訪古奇,攜西人驅車西行,尋覓中恍惚與西天西王母失之交臂。更有文化學者餘秋雨先生,嘗試用行走觸控文化的心髓,自稱行者無疆。行筆至此,看到最近的報導,央視的崔永元也帶隊開始萬里長征,追尋紅軍的故跡,要作行走的主持。

代結語:行走在歷史當中(3)

行走是人類的天性,行走是古來的傳統,行走是時代的新風。在古今風流的時尚當中,我再次開始新的旅程。這次新的行旅,不是去海外世界開眼,也不是去繁華都市染風,而是迴歸故國河山,深入荒山野地,去追尋先民故跡,去尋找往事遺留,去尋求夢想,去復活歷史。這次新的行旅,我事前有充分的準備,周詳檢討史料,再三索圖查詢,往事史實爛熟於胸,所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