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而退。旋不久日閥猙獰面目暴露，先後在北平蘆溝橋和上海淞滬之濱挑起戰火，全面戰爭於焉爆發。淞滬撤守，日人又百計羈糜先生，請他務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則寧願放棄龐大的物業，偕宋子文、錢永銘、胡筆江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隨中樞，共襄抗戰大業。到那時候日本人還是不肯放過他，數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見，使日方人員奇窘無比。

三十八年共匪賣國殘民，紅流泛濫，四月南京淪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嚴重，但仍毅然決然，抱病棄家離滬，以避共匪狂焰，同時正告國際，匪偽政權之不獲民眾支援。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兩年半，他便因病情惡化，竟而撒手塵寰。

赴港侍疾

杜月笙先生身材頎長，面容清癯，高額隆準，雙目炯炯有光。他嘗說自己少年時期營養不良，中年以後事務煩冗，心力交瘁。因此他的健康情形並不太好。民國三十年十月，杜先生自香港飛赴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議，空中驟遭日機攔擊，機師升高閃避，飛行高度逾八千公尺。先生原有氣管炎宿疾，自此哮喘大作，呼吸艱難。抗戰期間，久住重慶，由於山城多霧，地氣鬱溼，使他的喘症更趨嚴重，以他的病況，每可覘知氣壓高低，所以杜先生常常自嘲的說：

「我的身體像是一隻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曉得當日的氣候如何？

三十八年共匪叛亂日亟，先生慨然離滬，作客香江。由於憂國憂時，心情十分鬱悒，體力日益衰退，病魔纏身，使他極感痛苦。不勝煩悶的時候，他便大發牢騷：

「有兩隻腳，偏偏不良於行，想說說話，又是氣促難言，我豈不是變成活死人了！」

在香港一住兩年多，香江的名醫良藥，幾乎逐一試遍，可是對於他的喘疾，依舊一無是處。卅八年底大陸全面陷匪，中樞播遷臺灣。杜先生每天所聽到的訊息，不是某些意志不堅的朋友，被共匪誘騙回到上海，飽經摺磨；便是滯留滬上不及撤離的家人親友，如何如何的被共匪清算鬪爭，這位平生最愛重親友的巨人，由於自己病困香江，愛莫能助，內心的苦悶，益難排揎，因而影響到他的病勢，有如江河日下，險象環生。不久，他便氧氣罩須臾不離口鼻，否則，他即無法呼吸。

卅九年六月，一度瀕於垂危，幸賴名醫會診，搶救得宜，總算脫離險境，漸有起色。但是到了民國四十年七月，他的兩腳開始痲痺，下半身形同癱瘓。這時候，我正在臺灣，負有一項相當重要的任務。下旬，突接先生來函，告訴我說：他的病情惡化，體力更衰，希望我能即日摒擋一切，專程飛港，以便晤談。

接到了先生的這一封信，我的心情，極為沉重，同時憂急交併，方寸大亂。我一面馳函慰問，一面趕辦出入境手續，準備啟程赴港。在辦理各項手續之際，我更分訪杜先生在臺友好、恆社同人，如洪蘭友、陶百川、劉航琛、王新衡、呂光等諸先生。因為當時我已深知，先生病勢惡化至此，恐難再有回天之力，我此去就不得不作萬一的準備，一應善後事宜，我都要向這幾位先生預先請教。

正在五內如焚，日夜奔波，突又接到杜維藩兄自香港拍來的電報，他說杜先生自從接悉我即日赴港的資訊，他神情大為振奮，危殆之勢稍減。電文中還說杜先生想吃臺灣的西瓜等物，囑我行前莫忘了買些帶到香港去。

七月廿七日，又獲急電，趣我速行。廿九日，又是一封急電來催，電文竟是病危，火速飛港。是時，我諸事摒擋竣事，飛機票亦已訂好，於是我立即覆電，準定八月一日某時自臺北起飛。

然而，八月一日那一天湊巧香港有颱風過境，飛機無法降落，迫不得已，我將行期展延到八月二日。不曾想到，這一個意外的躭擱，竟使杜先生大感失望。那日狂風驟雨，籠罩全港，杜先生明知我無法成行，但他還在寄望於萬一，他苦苦的等我，直到晚上，收到我翌日起飛的電報，方始不盡慨嘆的說：

「今天我許了一個心願，京士如果今天能到香港，我的病還可以得救。現在來了電報，說他無法趕到，我就曉得我這個病是沒有希望了。」

當時，環侍左右的杜維藩、朱文德諸兄，紛紛的向杜先生竭力譬解，勸他寬心。先生卻似理非理，很不耐煩的說：

「好了，好了，不要講了。」

八月二日，上午，我乘民航公司客機飛港，一路憂心似箭，直嫌飛機飛得太慢，正午抵達啟德機場，搶先下飛機，一眼看見吳開先、沈楚寶、杜維藩、朱文德諸兄都在機場迎候朱文德兄見我到了，轉身先去打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