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大之榮幸，但是杜公館的雅集祇限於至親好友，故屬門生，經常必到的有趙培鑫、吳必彰、錢培榮、杜維藩、杜維屏、朱文熊、萬墨林等人，馬連良抵港以後，幾乎每日必去杜公館，他到時雅集又添一份熱鬧。王新衡祇要有空，會與致勃勃的前往參加，他跟著大家稱孟小冬為「孟老師」。

共黨統戰無微不至

杜月笙方抵香港不久，共產黨的統戰份子，立刻對他展開了包圍攻勢，共產黨亟欲爭取杜月笙，使他重回黃浦灘，除開他個人的聲望及號召力量，足可為共黨利用一段時期，還有一層最重要的原因厥為當時上海金融領袖、工商鉅子，莫不紛紛跟著杜月笙轉移，他們挾巨資而抵香港，使得共產黨在上海及其附近刼奪來的銀行、工廠、公司、商號，在房地、機器、生財、傢俱之外，就剩了一個空殼，旣乏富有經驗的主持人，又失去了可供週轉的資金。因此之故，共黨在港統戰工作人員千方百計，不惜威脅利誘，乃至於甜言蜜語，巧言令色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鉅子「回上海去。

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鉅子，向以杜月笙馬首是瞻，言聽計從，在共黨統戰份子的花言巧語，陰謀詭計之餘，當然也有一部份人意志動搖，心存觀望。一般來說，當時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約可分為三種，上焉者認清中共面目，抱定決心在自由地區另創事業或者靜觀待變。中焉者模稜兩可，遲疑不決，卻是無疑已被中共統戰份子打動，他們熱烈的希望杜月笙能帶著他們回上海，下焉者惑於中共的釣餌，決意吞它下去，不過仍存一線之望，最好是杜月笙也回黃浦灘。

便在這群小包圍，長日糾纏騷擾的時期，杜月笙的好朋友，上海金融工商巨頭如王曉籟、劉鴻生、吳蘊初……等人，均已中了中共的奸計，打定主意向左轉。在這幾個人裡面，劉鴻生、吳蘊初、等自己擁有實力，他們屬於「中焉者」，如王曉籟則多年以來一直靠牢了杜月笙，除了杜月笙做他的靠山，不論有貝之「財」或無貝之「才」，他竟一無所有，因此王曉籟是離不開杜月笙的。他聽信了共產黨的煽惑，想以前進份子，「民族資本家」的恣態，重回黃浦灘，當然他就非得拖牢杜月笙同走不可，於是，王曉籟是為「下焉者」。

有很長的一段時光，這般有心靠攏者排日出入杜月笙之門，糾纏不放，拚命的勸，逼牢杜月笙跟他們同走這一遭。王曉簌和劉鴻生兩個更是無日或休，幾至勸得舌蔽唇焦，聲淚俱下。不過，杜月笙始終立定腳跟，屹然不為其所動。

然而，忽有一日，臺北一家素具權威的報紙，登出了一篇各方重視，轟動一時的社在這篇社論中，出現了兩個新名詞，所謂「政治垃圾」與「經濟蝗蟲」。中共統戰份子如王嘵籟、劉鴻生之流認為這是一個勸杜月笙「回上海」的好題目，他們拿了報紙輪番去見杜月笙，不惜添枝作葉，加油加醬，告訴杜月笙說，社論中所指的暗中操樅上海金融、物資的經濟蝗蟲，不正是暗指你杜月笙嗎？臺灣報紙差一點就要對你提名道姓了，尤其是那篇社論的結論，旨在「絕不容許政治垃圾、經濟蝗蟲」到臺灣復興根據地去掀風作浪，重施故技。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杜月笙難道還有到臺灣去的可能？還不如「光光采採」的跟我們回大陸吧。

竭力挑撥離間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都是異口同聲，眾人一詞，杜月笙剪下這篇社論來，叫他的秘書邊讀邊為講解，社論的措詞難免過火，將「罪狀」與「實際」對證，杜月笙三個字彷佛也是「呼之欲出」，於是杜月笙不由不大受刺激，他小心翼翼，將那張剪報摺好，放在自己的馬甲袋裡。

汪寶瑄專程趕得來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間，香港堅尼地臺杜公館又有一位常客常川進出，那是曾經身為和談五代表之一，被代總統李宗仁派到北平去跟毛澤東與虎謀皮的章士釗。章士釗隨同和談代表團在三十八年四月一日飛北平，談判二十八天不得要領，四月二十八日起便被毛澤東扣留，歷時四月有餘，他又銜毛澤東之命到香港，顯然負有共黨賦予的任務，並且受到共黨的監視。

一日，杜月笙正在客室和章士釗扃室長談，自廣州來了一位好朋友，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為立法委員的汪寶瑄。

杜月笙聽說汪寶瑄到訪，非常高興，他當時便請章士釗到另外一間房裡小坐稍候，一面起身迎迓汪寶瑄。汪寶瑄和章士釗打了個照面，他又看到杜月笙面容清癯，神情憔悴，但是一見汪寶瑄之下，情緒顯得相當的激動。杜月笙一伸手，從自己的中式馬甲口袋裡，掏出一份剪報，他搖頭、嘆息、苦笑，把那份剪報一直遞到汪寶瑄的手上。

汪寶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