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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汪和國民黨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時，卻念念不忘與日本的“交涉”，為了實現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來破壞第19路軍抗戰。第19路軍孤軍奮戰，請求增援。國民黨軍中一些愛國將領，紛紛請纓支援第19路軍抗戰。對此，國民黨政府除派張治中率第5軍赴滬參戰外，其餘一概置之不理。軍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隊：“第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無須援兵，儘可支援。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頁。＇有些名義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隊，但強調種種困難，根本不令其開赴前線。

2月7日，馮玉祥向何應欽詢問派援軍的情況，何答：

“（一）熊（式輝）來電，江西軍隊不能調；

（二）梁（梁冠英，該部駐長江北岸江都一帶）的軍隊也不能調；

（三）南京的軍隊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調赴前線……”＇《馮玉祥日記》1932年2月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即使是第5軍，原先也是不準備調其增援的。當第261旅旅長宋希濂於1月30日面見何應欽，請求開往上海參戰時，何聲色俱厲他說：“十九路軍不聽命令，叫他們撤離上海他們不撤，反而同日軍打起來了，破壞中央的整個政策（按：即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人民壓迫的政策），弄得很難處理，你們還來要求開往上海參戰嗎？這是不行的。”＇《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一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頁。＇　但以後還是派出了第5軍，其原因除為了遮國人耳目外，蔣介石也想以該部牽制第19路軍，“防其擴大戰爭範圍。”＇《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頁。＇

國民黨政府不但不調兵增援，反而下令不準海軍、空軍配合第19路軍作戰，密令海軍：“準日海軍司令來函，‘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艦亦不攻擊中國軍艦，以維友誼’等情，凡我艦隊，應守鎮靜。”＇《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第2輯第29冊。＇

因此，日軍運輸艦擱淺於白龍港3日之久，中國海軍不去轟擊，以“維持友誼”。

當十九路軍與日軍血戰時，海軍部次長李世甲競與日軍司令野村，同坐汽車參觀各處戰壕，萬目睽睽，毫無忌憚。

2月5日，何應欽以特急電令蔣光鼐、蔡廷鍇，原配屬第19路軍之航空隊，“除對日機加以抵抗外，即對日海軍決不拋擲炸彈！”＇何應欽致吳鐵城、蔣光鼐、蔡廷鍇密電，1932年2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機關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月12日，何應欽又嚴令第19路軍：“如日兵艦或軍隊未向我攻擊時，不許發彈射擊，避免南市糜爛為要。”＇《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第2輯第29冊。＇這樣，長江口和黃浦江內的日本海軍艦隻即可任意行動，日機可在戰地自由飛翔，以支援其地面陸軍作戰。

第19路軍在淞滬前線孤軍苦戰，為國家為民族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和沉重的消耗，他們理應得到政府優先的財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彈藥、軍需物資的供應補充。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最有發言權的蔣光鼐、蔡廷鍇、戴裁說：

“國民政府藉口國難嚴重稅收減少而停止發餉（實際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從未欠發），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軍政部欠發第十九路軍的軍餉達八個月六百餘萬元之巨。淞滬抗戰開始後，海外同胞捐給第十九路軍的款項，約有七百餘萬元之數（當時第十九路軍曾編印《徵信錄》一種分發海內外捐獻者）。我軍向軍政部請領欠惱時，軍政部竟說捐款應歸公有，欠餉應在捐款中扣除，所餘之數應上繳。”＇《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頁。＇

第19路軍淞滬對日抗戰，苦戰月餘，最終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國民黨政府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和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所致。

當時，全國有200餘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