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當地企業來提供的。這些公用事業在狹小的地理範圍內一般都表現出規模經濟的特徵。因此，大城市政府一般來說在一個市場區域內都只向一個企業發放特許經營權。但是，由於特許權合同是剛性的，或者容易導致腐敗，所以產生了持續的監管和控制以限制競爭的要求。1907年到1914年間，大多數州都組建了公用事業委員會，相對於地方自治政府而言，公用事業企業常常更為支援公用事業委員會。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政府對企業的管制（3）

無論是選舉產生的還是任命的公用事業委員會都在監管公共服務方面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一些比較大的州，比如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委員會網羅了為數眾多的專家，發展了相對成熟的度量和判決程式。它們的權威常常在法庭上經受了公眾集團、被管制企業以及這些企業的競爭者的檢驗。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和以後的時期內，司法問題和定價方法一直是訴訟中最多的問題。就像19世紀在鐵路管制中發生的情況一樣，資產收益的公平性問題，無論是計算初始成本、重置成本，還是計算市場價值，都成為了資產估價中的焦點。但是，只要經濟增長和技術革新使成本不斷下降，以歷史上較高的成本為基礎的資產收益率管制方法對於經營公用事業的企業來說就是很好的辦法。

到20世紀20年代，法律上的爭議更加激烈了。當州立法機構將公用事業委員會的職能範圍擴充套件到管理問題以及減輕公眾的抱怨方面後，最高法院在以單獨案例為基礎確定司法管轄邊界的問題上碰到了困難。1934年［萊比亞（Nebbia）訴紐約市案，291　］，最高法院剝奪了公用事業委員會的職權，讓州立法機構有完全的權威對州內任何形式的商業進行管制，只要它們履行了合法的程式。

法院要解決更寬的地理範圍內管制的許可權問題也是很困難的。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技術變革使得遠距離的電力傳輸、電話服務和天然氣供應在商業上來說更加容易。當供應體系跨越了州界，尤其是跨越了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公司（向後進入燃料的供應和生產，向前則進入產品的分配）的經營範圍後，州管制機構就陷入了諸多程式上的困境之中：成本的分配、交叉補貼以及作為企業基本目的的相關資產收益率的分配。控股公司（組織這種公司的目的是產生財務槓桿效應）可以阻礙有效的管制控制，從而安排它們在多個州的賬目。法院彌補這種管制上的罅隙的努力一直持續到1930年，到這一年，最高法院裁決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沒有將電話成本的分配控制在當地的補貼水平之下，但是州管制者在這個案子中卻無所作為。只有國會才能彌補這一罅隙。

在很少直接影響到公共利益、但公司或者其他機構能夠創造出公共產品或者正的外部效應的經濟領域，政府採取了一些非正式的、自願的管制措施。尤其是在赫伯特·胡佛擔任商務部部長期間（1921—1928），政府鼓勵新的私營部門在各種產業中制定安全標準、採用產品標準、分配無線電頻率、鼓勵保護資源以及抑制長期過剩的生產。這些辦法在執行程度和產業結構上的差異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在這些辦法失效的場合，聯邦政府偶爾也採取更正式的管制措施，儘管也有例外，但大多未形成強制性規則。

新政管制的時代，1933—1968年

從1921年到1929年，美國的GNP每年平均增長6％。增長的主要源泉來自交通、通訊和能源產業的革新和投資。汽車、貨運、空運和管道運輸超過了戰前時期基礎性的鐵路運輸和水運。同樣，電話和無線電通訊成為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佔支配地位的電報、郵件和報紙通訊這些基本通訊方式的補充。石油、天然氣和電力正在取代對煤和水力能源的依賴。

這些方面的發展刺激了整個經濟的增長，基礎設施投資每年平均增長13％。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描述的那樣，“一系列新產業和新服務所創造的投資機會噴薄而出”。但是，這些增長也產生了巨大的生產能力——在某些部門產生了過剩的生產能力，而且促進了寡頭壟斷程度更高的產業組織形式的產生。公用事業、交通、通訊和金融逐漸被大企業所支配，這些企業規模太大，其行為很容易對整個市場造成影響。

經歷了這一特殊的增長階段之後，到1929年，美國經濟崩潰了。此後4年，美國GNP的下降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實際上蕭條持續了5年以上。投資，尤其是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完全停滯。物價水平平均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