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核心動力的話，應該採取什麼樣的鼓勵稅收政策，如果它是經濟掠奪者的話，又應該和能夠採取什麼樣的稅收政策以打擊它。爭論的結果是國家實行了一種新的稅收體制：“敲富人的竹槓”（soak　the　rich）的所得稅體系。　電子書　分享網站

19世紀的背景（4）

因而，在危機階段，打一場現代戰爭的壓力與打破公司特權的強烈要求是相吻合的，伍德羅·威爾遜和民主黨人轉向了共和黨的財政政策。民主黨人接受了共和黨人所要求的稅收政策，正像共和黨人接受他們的關稅政策一樣，目的都是為了保持強有力的國家和經濟的繁榮。但是民主黨的新稅收政策受到了與公司財富有關聯的特權集團的攻擊而不是支援。

補充到戰時稅收法案中去的民主黨人的稅收計劃將經過實驗的所得稅轉變為主要的聯邦稅收工具；這個計劃引進了聯邦遺產稅；它第一次對公司利潤和個人收入課以重稅，但反對將所得稅擴大到更廣的範圍內——也就是說沒有擴大到對工資和薪金徵稅；最後，這個計劃採納了對公司“超額利潤”徵稅的觀念，而且在所有的參戰國中，美國是唯一把超額利潤稅作為戰時籌資核心手段的國家。

這種所得稅——對超過“正常”收益率的所有商業利潤徵收累進稅——激怒了公司領導人。再分配性質的稅收與戰時得到加強的財政部（包括美國國稅局的前身國內稅收局）對美國的公司構成了戰略性的、長期的威脅。大型公司的上層人員受到的威脅最為嚴重，他們認為他們的金融自主性受到了威脅。此外，強有力的新稅收體系也對聯邦政府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聯邦政府現在顯然是處於平等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事實上，戰時籌資問題是激化公司對威爾遜政府的敵對情緒的最主要因素。這一稅收計劃導致了民主—中央集權制的倡導者、“敲富人的竹槓”的稅收體系的支持者與公司領導人在此後的20多年中一直處於尖銳的衝突之中。

儘管商業信心受到了損害，但威爾遜政府和國會的民主黨領導人還是對在不傷害國家基本經濟結構的情況下推行的激進稅收計劃充滿信心。他們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於戰時財政政策的其他四個重要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為了減少通貨膨脹壓力而最低限度地使用借款來籌集戰爭資金。美國參戰之前，威爾遜和麥卡杜運用1916年的《稅收法》，在根本沒有借款的情況下籌集資金備戰。美國參戰後，他們決定將戰時借款限制在戰爭開支的一半以下。1917年6月，在第一次自由公債取得成功以及估計的戰爭成本大大增加之後，他們放鬆了對借款的限制，而且在1918年將借款提高到了戰爭開支的2/3。但這一借款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中還是最低的。由於有稅收政策作為後盾，威爾遜政府拒絕了包括最有實力的銀行家在內的商業團體的建議，這些人從傳統觀念出發，認為他們對於管理公債負有主要責任，他們同時歡迎更大規模的戰時借款。

第二，威爾遜政府以低於相對無風險投資收益率的利率發行長期債券，這些債券的利率甚至將聯邦債券持有人的稅收利益考慮在內。這一決定與商業團體和職業經濟學家的建議背道而馳，他們幾乎一致地建議以相當高的利率發行債券。威爾遜政府沒有采納這種不顧及未來，尤其是不顧及戰後聯邦政府利息負擔的建議。威爾遜和麥卡杜設計的低利率和有限借款的政策避免了富人購買大多數債券並以此挾制聯邦政府的情況，這種情況在美國內戰後就曾發生過。麥卡杜部長宣稱：“在一個民主國家，不允許任何單個階級挽救或者把持國家。”

第三，威爾遜政府採用“中央集權的”或者行政措施將資本用於戰爭，透過這種方式終結了市場在戰爭籌資中的主導作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負責人本傑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將財政部面臨的選擇描述為在兩個學派之間進行選擇，一個學派“相信經濟能夠而且應該被加強，並且透過設定較高的利率水平來避免通貨膨脹”；另一個學派相信“必須透過某種配給制來強化經濟，或者透過消費稅，或者透過其他比高利率更科學、更直接、更公平的方法來強化”。財政部採納了後者的計劃：以低利率借入資本，然後發展新的政府機制保證美國經濟在戰後有足夠的資本。

作為這一項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麥卡杜部長想努力控制國家資本市場。當他開始關心鐵路和其他公用事業在戰時融資擴張中碰到的困難之後，從1917年末起，麥卡杜提出了集中控制的建議，結果是成立了隸屬於聯邦儲備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