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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1943年《稅收法》中提出的預扣稅款方法的辯論中，國會在徵稅哲學上戰勝了羅斯福。羅斯福注意到，由於預扣稅款方法的逐步採用，這個法案將免除一整年的稅收義務，他認為這種義務的免除帶來的最大利益被富人所佔有。因此他宣佈，這一法案“不是一個稅收法案，而是一個稅收救濟法案，它不是向需要救濟的人提供救濟，而是向貪婪的人提供救濟”。他否決了這一法案，但是國會否決了總統對稅收法案的否決權，這在美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恥辱的失敗使羅斯福接受了群眾所得稅，不再進行爭論，新的稅收體系實質上也結束了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在公司和累進論的倡導者之間關於“敲富人竹槓”的所得稅的爭論。

兩黨轉流執政的政府：1946—198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與大蕭條時期非常相似，這一經驗使兩黨輿論一致，支援羅斯福政府制定的國家政策的根本轉變。哈里·S·杜魯門的政府（1945—1953）雖然沒能制定全國健康保險計劃，但卻能夠保持新政時期的專案。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政府（1953—1961）在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方面特別重要；這個政府在有計劃地維護新政的傳統方面得到了兩黨的支援。艾森豪威爾甚至還啟動了一項大型新建公路計劃，建成了龐大的州際公路體系，並且大大擴充套件了社會保障體系的範圍。新政式的社會計劃最為劇烈的擴充套件發生在約翰·F·肯尼迪政府時期（1961—1963），尤其是在林登·B·約翰遜政府時期（1963—1969），他們發動的反貧困戰爭包含了醫療保險計劃（這是聯邦政府的第一個衛生保險計劃）和附加社會保險（Supplementary　Social　Insurance，SSI）計劃，SSI從普通財政收入來源中向殘疾人提供保險基金。理查德·M·尼克松政府（1969—1974）和傑拉爾德·R·福特政府（1974—1977）遵循了艾森豪威爾的方式，保持了他們所繼承的社會和經濟專案。尼克松進一步擴大了白宮對預算的控制，將預算局更名為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賦予它廣泛的職權以協助總統構造和監督聯邦計劃。尼克松、福特和傑米·卡特政府（1977—1981）還擴大了聯邦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管制範圍。

大蕭條時代的危機（7）

在國際方面，聯邦政府吸取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為防止蕭條和戰爭而採取的狹隘的國家主義對外政策的教訓。為了填補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國際經濟權力真空，聯邦政府採取政策，由美國取代大英帝國成為世界貿易的金融仲裁人。在1948—1951年間，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向恢復中的歐洲經濟注入了130億美元。在新政時期的《互惠貿易協定法》（1934年頒佈）的授權下，美國加入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並且領導削減國際間貿易壁壘。在佈雷頓森林體系（1944）構建的貨幣體制中，美國政府開始扮演世界中央銀行的角色。直到1971年為止，美國一直將美元價值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以維持國際流通中能夠有大量的美元，從而有利於國際經濟的穩定，為做到這一點，美國甚至不惜以限制國內開支為代價。

在美國國內的財政政策方面，凱恩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制度化。群眾所得稅使戰時的赤字仍能受控，但儘管如此，赤字還是比從前要大得多。鉅額赤字和迅速的經濟擴張結合在一起，使許多美國人轉而相信鉅額赤字不僅帶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擴張，也是保持和平時期的繁榮所必需的。他們認為只有和平時期的赤字才能避免重蹈大蕭條的覆轍。在這些轉變了觀念的人中，相當一部分是以經濟發展委員會為代表的商人們，他們逐漸把長期的赤字視為在不破壞投資體系的情況下馴服商業週期的好辦法。事實上，凱恩斯主義已經完全壓倒了公司自由主義及其對社會秩序的追求。

由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培育的凱恩斯主義輿論的一個結果是國會在1946年透過了《就業法》。這是聯邦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認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財政政策的含義。《就業法》正式地反映了羅斯福的財政政策的改革影響。與羅斯福的財政政策的真正意圖一樣，該法案的內容也有侷限。它是含糊的，沒有對充分就業做出保證；它將反週期政策僅僅限制在與其他經濟目標相一致的情況下才採用；它沒有特別說明什麼是適當的政策。但是，這個法案把握住了羅斯福的財政政策中的三個重要因素。第一，它宣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