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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爾定期給他開的肌肉注射針劑，對希特勒產生了明顯的刺激作用。每當他感到莫雷爾的針劑起了良好效果的時候，他的神態就輕鬆起來，說話也更有恃無恐。有一次，他當著我們的面睡在一張長沙發上，喝黎明時分的早茶。他伸展著軀體，繃緊手臂，嘴裡含糊不清打著呼嚕聲。後來，他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們，對我們說，一個男人和他的配偶躺在一起，就這麼些簡單的動作。在場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這件事情之後，我問莫雷爾醫生，希特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問他是不是給他服了壯陽藥。莫雷爾回答說：“是的，我現在給他注射一些新型的激素，使他恢復體力。”

但希特勒在最後的那些日子裡衰弱到了極點，使我禁不住問自己，我們是不是和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在一起。關於他是不是精神失常，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希特勒在1944年7月20日的暗殺行動之後漸漸喪失了某些能力。大家都不敢明說，誰要是稍稍不慎褻瀆了第三帝國的偶像，馬上就會掉腦袋，但我擺脫不了那個想法。每當我極謹慎地這樣暗示莫雷爾醫生或者希特勒周圍的將軍們時，我也被當成了瘋子。大家都認為，希特勒雖然越來越脫離這個世界的現實，但仍清醒地跟蹤著事情的發展，完全明白他的帝國正在走向深淵、越陷越深，但他頑固不化，太相信自己的使命，這就妨礙他做出勢在必行的結論。他依然抱著那個瘋狂的希望，翻雲覆雨和奪取“最後勝利”的希望。在德國人民面前，他聲稱這種變化將發生在政治層面。

1945年2月26日，他最後一次給“納粹區黨部”講話時，向他們重申自己不可動搖的信念，相信德國的外交手段可以瓦解盟軍的統一陣線。過了幾天，希特勒在與他的軍事專家們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讓他們朦朧地預感到將會出現“新局面”，因為要使用一些著名的秘密武器。他孜孜不倦地反覆強調：“耐心一點，我們要爭取時間。”

他想把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變成龐大的天然要塞。可是，當我得知，他已經把柏林青年團的小孩子們都送上前線，去抗擊那些已經對柏林形成鐵桶包圍圈的敵方裝甲車時，我深信只有一個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的人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這麼可怕的事情，一個身心健全的人是做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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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不想離開柏林；我寧可自殺（3）

有必要確定希特勒的老年痴呆症到了什麼程度。可能只有一直跟隨他的那位精神病科醫生才知道。柏林淪陷前不久，在一次會議上，我和那些有機會與他接近的人交談過。那些將軍或是高階官員，儘管當時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痛苦，腦子卻是完全清醒的。他們每次走出會議廳，精神好像都崩潰了。他們暗暗地跟我說，希特勒精神失常肯定已經很長時間了。他們的說法與我的想法非常吻合。

從那一刻起，我每次發現他的古怪行為，都會不寒而慄。一想到德國人民完全受他的胡言亂語的擺佈，我就覺得難以忍受。我想確切地知道他的智力衰退到了什麼程度，這成了我心裡的一個頑念。我再也不敢把我的擔憂跟希特勒身邊的人說。那無異於自殺。

有一天，我碰巧私下見到國家法庭的一位老庭長，他與鮑曼在司法領域密切合作的時候，我就認得他了。我非常謹慎地向他提了那個問題，想知道希特勒是不是已經喪失理智。他的回答對我就像是晴天霹靂。這個性格剛強、赫赫有名、態度客觀的法官，他的心理分析能力是一致公認，不會受到任何事情的影響。他一針見血地對我說了這句話：“是的，希特勒已經患了老年痴呆症。”

1945年4月，我最後一次在伯格霍夫別墅逗留的時候，從另一個地方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在卡爾·布蘭特醫生的資料中發現了一個新聞通報，哥尼斯堡大學一個著名精神病科醫生失蹤，此訊息使德國輿論非常擔憂。我已經不記得這位專家的名字了，他曾被秘密召到希特勒的司令部，給希特勒做檢查。他診斷的結果是，希特勒必須到一家特別療養院裡呆上一段時間。他很快就被希姆萊召見，然後就神秘地消失了。

我還從戈林那裡得到了證實。在他離開柏林的前幾天，他叫鮑曼把最近幾個月的會議記錄交給他。戈林解釋說，他這麼做，是擔心這些會議紀要不久之後會公之於眾，使德國人民知道他們最後兩年都在一個瘋子的領導之下。戈林補充說，希特勒對他本人難以置信的侮辱只能做這樣的解釋。

可我很難判斷，能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