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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屋子裡氛圍的不是艾斯曼，而是坐在後排的某個小孩。他看起來剛滿20歲，而且，他像所有人一樣，在米勒和艾斯曼講話的時候不停地擺弄著他的黑莓手機。“米勒先生，”他說。“從你開始講話的時候起，貝爾斯登的股票已經下跌了20％。你現在還會加倉嗎？”

米勒大驚失色。“他顯然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文尼說，“他只是說，'是的，肯定的，我會加倉'。”

話音剛落，屋裡的人都衝向出口，顯然是去拋售他們手中的貝爾斯登股票。這個時候，艾倫·格林斯潘到了，並且開始講話，幾乎沒有人注意聽他在說什麼。聽眾走了。到星期一，貝爾斯登也走了，以每股2美元的價格賣給了J·P·摩根。

投行業的黑暗面　危機大爆發

危機大爆發

早上6點40分，從麥迪遜大街和47街東北角的那個地下通道出口湧出的人流能告訴你很多事情，當然前提是你要會觀察。比如，在那個時間出現在那個地方的人，很可能在華爾街工作。從佩恩站周圍的那些出口鑽出來的人，就不太容易猜了，文森特·丹尼爾的火車就在同一個時刻到達這裡。“文尼的早班火車上只有55％的金融界人士，因為這個出口出來的主要是建築工人，”丹尼·摩西說，“我的是95％。”對於那些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眼睛來說，從康涅狄格郊區趕到紐約市中心的這些人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在這群人裡，丹尼注意到了很多細小而重要的區別。如果拿著黑莓手機，他們或許是做對沖基金的，正在查他們在亞洲市場的損益。如果他們在火車上睡著了，那很可能是屬於銷售部門的——經紀人，他們在這次遊戲中毫髮無損。提著手提箱或者大包的人應該不是做銷售方面的工作，因為揹著大包的唯一理由就是帶著大量研究資料，而經紀人不會閱讀他們自己的報告——至少不會在他們的業餘時間讀。帶著一份《紐約時報》的人或許是名律師，或者是辦公室的後勤人員，也有可能是在金融市場工作，但沒有真正身陷市場的人。

他們身上的衣服也會告訴你很多事情。那些管理著資金的人穿得就像要去觀看揚基隊的比賽。他們的金融績效就是他們的一切，所以，如果他們穿得太好，可能會引起懷疑。如果你看到某個屬於買方的傢伙穿著正裝，那通常意味著他遇到了麻煩，或者他要如約去見某個給他錢的人，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很難從穿著上看出一個買方人士更多的東西。另一方面，賣方也會穿戴著他們的業務名片：身穿運動服和卡其褲的，是一個在二流企業做經紀人的傢伙；身穿價值3000美元的正裝，而且頭髮一塵不染的，是一名投資銀行家，在J·P·摩根或者類似的其他公司工作。丹尼還可以透過他們在火車上坐的位置大致猜出他們工作的地方。高盛、德意志銀行和美林的人通常側身對著車的前方——儘管當丹尼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高盛的人其實已經很少乘火車了，他們都有自己的私人//auto。ifeng。/

汽車。像他這樣的對沖基金經理在上城區工作，所以在中央車站下車，向北走，那裡的出租汽車隨處可見，就像魚塘裡的虹鱒魚爭食玉米粒。雷曼和貝爾斯登的人通常都走向與他同樣的出口，但是他們已經結束了。這也是2008年9月18日早上6點40分在47街和麥迪遜大街東北角的人流比2007年9月18日小的一個原因。

丹尼注意到了他的那些貨幣金融業同事的很多細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他的工作。觀察那些細節。艾斯曼是一個有大局觀的人。文尼是分析師。丹尼作為首席交易員，是他們在市場上的眼睛和耳朵。他們尋找那些從來沒有廣播過或者發表過的資訊的來源：傳言，賣方經紀人的行為，螢幕上的圖案。他的工作是要隨時把握細節，對數字反應要快——避免被欺騙。

為了這樣的目的，他的桌子上擺放著5臺電腦顯示器。一臺滾動著新聞，一臺顯示著他們的投資組合內部的實時變化，另外三臺滾動著丹尼與幾十名華爾街經紀人和投資人的對話。他的電子郵箱一個月能收到33000封郵件。對於一個局外人來說，這些關於金融市場的瑣碎資訊可能令人無所適從。但對於他來說，只要他不真的需要它們變得有意義，它們就都具有自己的意義。丹尼是一個從微觀上關注具體事務的人。

然而，到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宏觀局勢已經變得非常不穩定，這些微觀的具體事務也開始變得不連貫起來。星期一，雷曼兄弟申請破產，美林宣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