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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優有句廣告詞，估計不少人都能背下來：“我挑神州行的卡，這和找飯館一樣，一條街上，哪家人多我進哪家。”有人排隊的地方，當然顯得人特別多。許多人都有從眾心理，而且物以稀為貴，越是供不應求的東西，人們越喜歡搶購。限量供應或把規模變小，就是有意製造出供不應求的局面，以保持旺盛的人氣。無論做一番什麼事業，人們總想把它做大做強，其實如何做“小”也大有學問，小到極致便是藝術。

左宗棠的立足之道

2000年初，美國《新聞週刊》刊載了最近1000年間全世界的40位智慧名人，中國人佔據三席：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是成吉思汗，第三個是左宗棠。

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同為晚清三大重臣，雖然同朝為官，但是三人的為官之道和性格卻大相徑庭。曾國藩是中國最後一個理學家，一生為官清廉，謹小慎微，時時反省，嚴於律己，功高震主卻能全身而退，這種性格放在哪個時代都堪稱完美，這也是其處世之道備受世人推崇的最大原因。李鴻章適應能力極強，左右逢源，慈禧太后喜歡他，洋人也喜歡他，他屢戰屢敗，一手創辦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卻依然遊刃有餘，屹立不倒。李鴻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這人連官都不會做，那就太不中用了。”由此可見，在晚清的腐敗政府中，李鴻章的投機性格最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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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命交給自己（3）

反觀左宗棠卻是個直性子，不肯趨炎附勢，敢於直言，甚至數次上書彈劾重臣曾國藩。他的為官之道並不講究策略，而是個性使然。這種性格的形成與其獨特的人生經歷有關。左宗棠年輕時窮困潦倒，屢試不第，但他並未因此消極厭世，反而發奮努力，積極準備。新婚之時他寫過一副對聯貼在新房：“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直至40歲，左宗棠才開始步入仕途，大器晚成。

眾所周知，晚清官場的貪汙腐敗已成為普遍現象，病入膏肓，無藥可治。“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當時黑暗政治的最真實寫照。而左宗棠性格耿直，痛恨腐敗，不願同流合汙，以當時所謂的潛規則來推斷，晚清官場並無他的生存土壤，他更不可能會有多大的作為。可事實恰恰相反，左宗棠始終受到重用，而且官至一品，榮耀至極。那麼，左宗棠究竟憑什麼立足呢？他憑的是能力，因為有些事情必須由他去做，別人無法取代他。雖然也有人曾想過不用他，可是不用他的結果事情會更遭。

咸豐二年（1852年），左宗棠進入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府，張亮基對他絕對信任，幾乎把所有的權力都交給他。可是好景不長，半年後張亮基調走，左宗棠也隨之退出幕府。不久，新任巡撫駱秉章上任，當時正值民變四起，駱秉章難以應付，只好三顧茅廬重新把左宗棠請出山。“國家固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就由此而來，此話固然有誇張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左宗棠的做事能力和不可替代性。

左宗棠一生做過不少實事，至今仍有跡可尋。他創辦了福州船政局，這是近代中國最早具有現代意義的造船廠。他任陝甘總督時辦廠興業，創辦了蘭州機器制呢局，這又是一個創舉，有人戲稱這是最早的西北大開發，新中國成立後的蘭州第二毛紡廠，就是在這個廠子留下的兩臺順毛機的基礎上辦起來的。左宗棠還在西北大力治理生態，他的軍隊同時就是一支義務植樹大軍，部隊開到哪裡，綠樹就種到哪裡。時至今日，當年的“左公柳”早已綠樹成蔭，福澤後人。當然，左宗棠一生最濃墨重彩的一筆，還是他率部西征，收復新疆。

1864年，新疆爆發武裝叛亂，中亞浩罕國的阿古博乘機入侵，沙皇俄國和英國也趁火打劫，都想利用和控制阿古博，藉機侵略中國。面對邊疆危機，當時的清政府根本無力顧及，幾年時間，阿古博已經侵佔新疆大部分地區，沙皇俄國侵佔了伊犁。

看到大片國土淪喪，西北形勢岌岌可危，左宗棠憂心如焚，夜不能寐。他毅然上書，主動請纓收復新疆，他說，國家邊疆危機之時，我決不能告老還鄉，誓與侵略者抗爭到底！可是，左宗棠的上書卻遭到了李鴻章等人的強烈反對，圍繞新疆問題，清政府內部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並由此引發了“海防與塞防之爭”。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