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方面也會惡性演變；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後果。

面對這樣一個進步代價反差鮮明的社會；我國社會三大部門必須更加自覺地按照“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深層理念；透過各自不同的社會功能——政府組織要更好地發揮自己的管理和服務的功能；市場盈利組織要更講自己的社會責任；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要更好發揮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功能；透過功能互補、結構調整；更自覺地促進社會進步；並盡力把社會代價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範圍之內。同樣；每個社會成員也必須更加自覺地按照“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深層理念；透過各自不同的社會行為——官員透過自己的行政行為；學者透過自己的學術行為；商人透過自己的經營行為；其他社會成員透過自己的日常行為；更自覺地促進社會進步；並盡力把社會代價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範圍之內。

一個治理管理難度很大的社會

中國社會不僅進步和代價反差鮮明；而且社會代價、社會問題；又有自己的非常明顯的特殊性。這就是不同時段、不同空間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思潮；一下子出現在面前。

1�不同時空社會問題的複雜扭結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改革開放30年：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3）

中國社會不得不同時面對、承受諸如“未富先老”的雙重矛盾、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兩重壓力等社會問題。而這在西方則有一個足夠長的時間差；使他們能夠充裕地分別地加以應對。

西方現代性的古典階段是典型的工業化社會；那時；由於生產和剩餘的有限、生存資源的匱乏；是否能夠較為公正地安排社會各階級階層及其成員的收入分配、財富佔有；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這一階段上；像人們通常所說的；怎樣把蛋糕做得更大、怎樣使社會成員共同分享這塊蛋糕；就成為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這也就是所謂社會公正的問題。那時；他們的人口還沒有老化；風險分配的壓力還沒有提上日程；他們能夠集中精力解決脫貧致富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他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些手段、有些過程是十分殘酷的。只是進入後古典階段；由於生產能力的提高；人們生活普遍富裕；西方發達社會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才逐漸出現；“老齡社會”或“銀髮社會”才漸次到來。這時人們也更加註重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度；更加關注對自我生命和財富的保護、防禦意外後果、規避社會風險；其中也包括人口結構的安全。而且；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的知識和行動越來越進入到未知領域；這意味著在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度涉入到了風險領域之中。所以；西方現代性的後古典階段最為集中的問題是社會風險問題；或者說是社會安全問題。正如有的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古典現代性階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階現代性階段的理想則是安全。”

與西方社會的發展不同；我國社會面對的卻是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與後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的複雜扭結與重疊。2005年底全國1％人口抽樣顯示；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　055萬人；佔總人口數的。按照老齡化評判標準；我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但是我國人均國民產值；據世界銀行1998/1999年公佈的材料；僅為美國的1/40；為高收入國家的1/30。2008年我國的人均國民產值估計約為美國的1/20。（2008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2　280美元，美國為46　280美元。——編者注）在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國度裡；老齡問題與脫貧致富問題狹路相逢；使我國處於兩難境地。有文章分析了“未富先老”的三大挑戰；即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體系應對能力的挑戰、對勞動力結構調整能力的挑戰、對消費產業服務能力的挑戰。這種現代性在我國社會的特殊情勢；極大地增加了社會治理管理的難度。面對未富先老的雙重矛盾；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兩重壓力；政界和學界都容易顧此失彼。就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雙重社會壓力來說；對於前一種社會壓力；從改革初始；我國政界和學界就對社會分化、社會分層、收入分配、社會貧困、弱勢群體等現象展開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為社會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應的對策。至於對後一種社會壓力；我國政界和學界的關注和研究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風險化趨勢的迅速發展；這造成了在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理解和對策方面的侷限性；譬如；直到目前；我們主要傾向於將社會福利、保障、保險視為對收入分配和財富佔有差距的一種調節手段；作為緩解社會貧富懸殊現狀的一種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