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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關係的改善

中國的多民族的國情，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決定了民族關係在中華民族聚合力的構成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強是與民族關係的整體性改善同步推進的，而主導這種改善的基本理念則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

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兩大內容之一是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辛亥革命之後由他主持頒佈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稱：“*，由中華人組織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儘管這部臨時憲法未能得到落實，但無論是當時的袁世凱，還是他之後的北洋軍閥各屆政府，都沒能在他們制定的“憲法”和其他正式檔案中改變這一原則。蔣介石執掌政權以後口稱奉行三*義，因而也始終聲稱各民族團結平等。1929年國民黨“三大”透過的《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中講到：“本黨致力國民革命，即以實現之三*義為唯一目的，則吾人對於蒙古、西藏及新疆邊省，捨實現三*義外實無第二要求。”“今幸軍閥之惡勢力已被摧毀，中國境內之民族，應以互相親愛、一切團結於三*義之下，為達到完全排除外來帝國主義目的之唯一途徑。誠以本黨之三*義，於民族主義上，乃求漢、滿、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團結，成一強固有力之國族，對外爭國際平等之地位。”而在其後的國民黨文獻中也屢屢強調“加強國內各民族團結”，“漢、滿、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團結，以御外侮而奠國基”。1945年5月18日國民黨“六大”還透過了一項“根據三*義政綱明確承認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應得之權利案”。這說明，自辛亥革命後，隨著*、自由、平等和共和等進步思想的深入人心，即便在實際奉行不平等政策的舊中國，佔據中心政治舞臺的各派政治勢力也已將民族平等和團結奉為自己的口號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9）

然而，由於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支配和階級屬性的制約，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國民黨政權，都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團結，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和實踐。

早在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透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就規定，在蘇維埃政權範圍內，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華蘇維埃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依據這一原則，中國共產黨為解決中國*，實現民族平等進行了長期的探索性實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全面制定和實施了旨在實現民族平等、促進民族團結的各項政策，透過民族區域自治和其他一系列措施，從法律和政治上確立了少數民族的平等地位，貫徹“慎重穩進”的方針，廢除了壓迫少數民族的各種剝削制度，使處於不同階段的少數民族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上的偉大跨越。這些工作使少數民族經濟上得到了翻身、政治上得到了解放，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民族矛盾、仇怨和隔閡逐步化解，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得以確立。

“左”的錯誤曾給我國的民族關係造成傷害，但沒有動搖平等、團結的基礎。於是，改革開放以後，經過撥亂反正，民族工作便迅速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健康之路。經過20多年的發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文教、科技、衛生、體育等全面發展，與全國其他地區一道，人民生活總體上步入小康水平。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巨大發展重新造就了民族團結、國家穩定的良好局面。

（四）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中華民族內部聚合力的牢固基礎

除了政治統一逐步推進，階級對抗得到消除，民族關係不斷改善之外，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內部聚合力得以增強的最大因素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因為經濟關係是最根本的社會關係，現代經濟的高度社會化和一體化是民族內部聚合力最牢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