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我心裡，最高的榮譽莫過於病人的笑容和肯定的眼神。

你會好起來

作為一名臨床住院醫師，在多年的臨床工作中，經我治療的病人有康復出院者，也有生命遠行者，但其中有位患者卻讓我始終不能忘懷。他對疾病的態度，對醫生的信賴，以及對生命的渴求讓我充滿敬意。

他是一位下崗工人，年近五十的他為貼補家用，在一家氣站給居民送煤氣。“十一”長假的一天上午，他突發腦出血，摔倒在路邊，由路人撥打120送入我院。患者當時病情危急，從頭顱CT分析來看，出血量和出血部位的情況不容樂觀。可能事發突然，他的妻子當時按捺不住自己的悲傷，失聲痛哭起來。我是他的主治醫師，在為其做進一步檢查時，患者突然用含糊不清的語言問我：“大……夫……我的病是不是很重？”

“你沒有太大問題，會很快好起來的。”說這話時，我感到我的心一陣陣發緊，這也僅僅是一句脫口而出的安慰，但是他卻對這句話抱著極大的希望。他用眼神告訴我他相信我，他反而安慰他的妻子不要難過。事後他告訴我，他比任何人都痛苦，他害怕再也站不起來，怕這個家就此垮掉，他要好好地活著，好好地支撐著這個家。面對著這樣一個病人，我的心裡有種別樣的感受。“你會很快好起來”，多麼尋常簡單的話語，它不僅是在安慰病人，它同時也在告誡每位醫生，不能輕易放棄。

接下來的治療，我們是在一種和諧的醫患互動中進行的，這對患者病情的好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神經內科醫生對發病初期患者的治療同康復期的治療一樣重視，因為這決定著患者日後的生存質量。此時由於病人腦出血，左下肢外展，我要求家屬配合，隨時保持左下肢功能位。他的妻子即便在他夜間熟睡時也要矯正其腳的位置。這樣細微的護理，使得他日後下肢恢復到接近正常人的水平。隨著治療的進展，他的病情逐漸趨於平穩。精神好的時候，他還鼓勵其他病友積極配合治療，給病友們講笑話，還相互比賽看誰能先站起來。他的這些舉動使ICU室一改往日緊張的氣氛，我也時常被他樂觀的精神所感染。

一個清朗的早晨，陽光透過玻璃，暖暖地灑在病房內。我去查房時，他的妻子正坐在床邊梳頭，他躺在床上用右手一根一根地撿拾落在妻子雙肩上的頭髮。在那一刻我突然體會到什麼叫大愛無言。醫院是一個最能體驗人生悲歡離合的地方，作為一名醫生，有時面對死亡，我們無能為力，在生命面前我們只有敬畏，而愛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生命就像是一種回聲：你送出去什麼，它就送回來什麼；你給予什麼，就得到什麼。

一個月後，患者再次複查頭顱CT，腦出血竟吸收了一大半。這個結果讓我們全科室的醫護人員都興奮不已，而患者本人也可以在家人的攙扶下下床活動了。每天清晨我們都能看到兩個相互攙扶的身影在病室廊道內緩緩移動。也正是這對平凡質樸，相依相伴的夫妻，讓我找到生活中自己的位置。我曾經無比羨慕那些能站在講臺上侃侃而談的學者；敬佩那些能在多個專業領域表現出類拔萃的技術精英。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職業的特殊性，我漸漸懂得了生命的限度，也懂得了一個人能力的限度。因此，我極為敬慕那些明白生命隨時都會終止，但仍然頑強生活的人。

患者出院的時候，握著我們的手不停地道謝。他感謝扶貧醫院給了他第二次生命，感謝醫護人員對他的精心治療與護理。其實我應該感謝他們，他們讓我更加明確作為一名醫生應懷有執著與慈悲之心。

晉代楊泉《醫論》中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純良，不可信也。”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有朋自遠方來

我和先生共同的朋友——小薛要來了。他長著兩道劍眉，是個英俊、威武的東北小夥子。他是先生高中時的同桌，也是我的鄰桌，是先生學生時代最好的朋友。

高中畢業後，小薛去了一座美麗的海濱城市讀工科；我則來到上海，在醫學院裡，開始為實現白衣戰士的夢想而努力。

大三那年，我正在學習骨科疾病，先生突然告訴我，說小薛腿上長了個腫瘤。聽到這個訊息，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只要不是骨肉瘤就行。”可是現實很殘酷，他就是得了這個讓所有骨科醫生聞之色變的“骨肉瘤”。

我像瘋了一樣去找我的老師、專家，四處詢問保肢手術的可行性。

我的打聽還沒有結果時，他就因為病理性骨折失去了那條腿，知道這個訊息，我和先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