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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4）

皇帝，有時很小人的。文人遭遇這類小人皇帝，那就更沒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這個老東西，哪怕逃到陰曹地府，朕也能讓你不得安寧。

徐述夔的這本詩集之“反動”，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詩中反清復明的變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贖，而以“壺兒”影射“胡兒”來誹謗，尤其觸犯這位異族主子的心理隱痛。這就如同阿Q因瘌痢頭而忌諱說亮說光一樣，千萬不能提到腦袋上的那塊禿疤。地方官檢舉上來，遂定為大逆不道罪。於是，由序牽連到沈歸愚，到底弄了個燔屍揚骨的下場。

清代的文字獄，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這根過度敏感的神經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潛，其實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這兩個文人的案例，祖孫二帝，同出一轍。因為戴名世為南明小朝廷張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開殺戒，與乾隆純出於個人情緒的報復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終跟清廷不那麼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網打盡的。

因為1644年滿清入關，一路遇到最強烈的反抗，莫過於江南一帶。隨後一個時期內，反清復明的起義活動，又以東南一帶最為劇烈。而活躍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體，也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精英分子。中國文人其實挺軟骨頭的，但到了國破家亡之際，也有仁人志士，鐵骨錚錚，敢跳出來反抗，敢以生命，以熱血，顯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

這對江山雖然打下，但坐得不那麼安穩的康熙而言，自然視為心腹之患。因為他們對於民眾，有著強大的感召力，對於還不甘心成為順民的文化人，還能起到相當的凝聚作用。從意識形態領域這個角度考量，第一要務是整肅之，整肅不成，則打擊之，打擊不成，則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來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這樣，知識分子就得為他們與統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了。

康熙蓄謀已久，籌劃有日，終於找到開刀問斬的下手處。戴名世的書，方苞的序，和書中引用已經故去的方孝標的南明史料，對不起，一石三鳥，要拿這三位皆為桐城的文人開刀了。

方苞（1668—1749年），當時被認為是“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語）的文章家，學問家，號稱“學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鄉、摯友，某種意義上的前輩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髮，出語驚人，雋逸磊落，聞名於世的文豪，“少負奇氣，不可一世，文章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大師徐宗亮語）。其為文，“下筆超逸，雅有雋才”（大文人周亮貞語），在桐城派中自成風格。近代學者柳亞子認為：“戴氏與方苞齊名，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開山鼻祖。”

康熙為什麼要對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簡單，清代大家，多出桐城，這裡不僅人文薈萃，名士匯聚，形成清代文學活動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學史上，也有桐城派這一說，自然為意識形態恐懼症眼中的重災區，為統治者重點打擊的首選地區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鄉試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會試第一，兩人都因才識卓越，文章聲望，為翰林院編修。康熙搞文字獄，手法比較獨出，不是殺雞給猴看，而是殺猴給雞看。這位經常要到承德打圍的好獵手，自然懂得槍打出頭鳥所產生的阻嚇效應。恰巧，方苞為戴名世的《南山集》寫了一篇讚揚備至的序文，這兩位桐城頂尖才子的組合，像拴在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正好讓康熙逮了個正著。

戴名世在文人中間，被視為另類，而在一個平庸的社會里，另類或者異端的存在空間，是極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簡直不為社會所接受。他的倒黴，他的被選為鎮壓的物件，也因為他“負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語）。據他與何屺瞻的信中，談到他的處境，“世多以僕為罵人，僕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僕以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師，“餘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餘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餘。’群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餘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蕭端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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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5）

這位以司馬遷自詡，遍遊燕趙齊魯、三吳八閩，搜訪南明遺事，立志續史的戴名世，“既窮而遊，多憤世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