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成了禁區，世界觀和人生觀的豐富內涵被縮減成了一種階級立場，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條。

毫無疑問，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哲學課堂上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是非哲學性的。現在我竭力回憶，能夠跟哲學捱上邊的實在少得可憐。

比較起來，郭世英還是有一些哲學性思維的。一年級上學期，在討論物質和意識的概念時，他提出一個論點：對於每一個認識主體來說，只有自己的意識是意識，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別人的意識，都屬於物質的範圍。這個論點遭到了其餘同學幾乎一致的反對，而世英則像吵架一樣地為自己辯護，爭論得面紅耳赤，青筋凸露。他的依據是列寧所說的物質與客觀存在是兩個相等的概念，那麼，對於“我”的意識來說，別人的意識是客觀存在，因而也就屬於物質的範圍了。我沒有發言，覺得他的論點雖有很濃的唯我論色彩，畢竟是一個哲學論點，而那些強調物質和意識不可混淆並以此理由振振有辭反駁他的人卻離哲學無比遙遠。如果在現在，世英也許可以這樣表述他的論點：“我”的意識是唯一的絕對所予的存在，其餘一切包括別人的意識都是“我”的意識的意向相關項，都是作為“我”的意識所建構的物件而存在的。這正是胡塞爾先驗現象學的著名論點。

我也曾試圖用哲學的方式探討一些問題，但顯得表面且煩瑣。譬如說，在學習《矛盾論》時，我曾為矛盾的同一性與鬥爭性之間是否又有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絞盡腦汁，因為如此推演下去，豈不沒有止境了嗎？圍繞這個問題，我寫了一篇一萬字左右的論文，什麼內容已經完全忘記了，但可以肯定沒有什麼價值，因為問題本身沒有價值。比較有意義的問題是在學習《實踐論》時產生的，我發現在實踐概念下隱藏著太複雜的問題，大者有二。其一，實踐是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但要闡明人與環境是怎樣相互作用的卻是一件難事。比如說，一個人之成為什麼樣的人，是遺傳加環境的結果，二者都是被決定的，他自己究竟有什麼自由？所謂主觀能動性不需要任何原因就能發動起來嗎，或者說，人有凌駕於一切因果關係的自由意志嗎？其二，實踐是檢驗認識的標準，但要闡明實踐是怎樣檢驗認識的卻也是一件難事。困難在於，對於實踐同樣有一個認識的問題，人們完全可以對於同一項實踐及其結果作出相反的解釋。後來我知道，這些問題涉及到了哲學中的真正難題。

我最關注的還是人性問題，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討論課上，我成了所謂抽象人性論的激烈辯護者。當時的流行觀點是，在階級社會中不存在共同的人性，只存在階級性。我從邏輯上反駁了這個觀點：如果沒有共同的屬性，人類怎麼還成其為一個類？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階級社會中，人的一切感情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們的哲學教員據此推論說，愛情也好，民族感情也好，歸根到底都是階級感情，除去了階級內容就什麼也不剩了。我也從邏輯上反駁：如果愛情、民族感情沒有自身的特質，階級烙印往哪兒打？只有階級內容，沒有兩性之間的吸引和愛慕，愛情還是愛情嗎？如此等等。今天來看，這位教員的論點之荒謬是顯而易見的，似乎不值得一駁，但在當時卻是一種普遍的論調。甚至在現實生活中，當人們談戀愛時，也往往要從階級出身和階級立場的一致來證明其相愛的正當性。人們批評我主張抽象的人性論，可是，在我看來，情況正相反，我所辯護的恰恰是現實中活生生的具體的豐富的人性，而把人性歸結為階級性則是作了極其片面的抽象。

其實，促使我思考人性問題的直接原因仍是世英。一方面，透過接觸，我深知他是一個真誠善良的人，在他身上閃耀著人性的光華。另一方面，就階級性而言，他似乎越來越站到了無產階級立場的對立面。與此相對照，一些標榜無產階級立場鮮明的同學，在人性上卻十分貧乏乃至醜陋。這就使我相信，單用階級性評價人必定導致歪曲。我在歷史上也找到了例證，譬如說，托爾斯泰在階級性上是地主，但在人性上正直而偉大，列寧在政治上激烈批評馬爾托夫的孟什維克立場，在個人方面又十分喜歡這個可愛的人。總之，現實中的人的屬性是多方面的，決不能歸結為階級性這唯一的屬性。

現在我感到遺憾的是，我上大學時沒有認真自學西方哲學的原著。事實上，要領悟哲學是什麼，最可靠的辦法是系統閱讀西方哲學史上那些大哲學家的重要著作。直到十幾年後，在考研究生前和讀研究生時，我才有機會在這方面進行補課。當時北大雖然開了西方哲學史課程，但是一則教科書貫徹階級觀點，內容簡單片面，二則課程沒有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