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的科學構成物，就像是物理學中的“長度”、“溫度”或者“力”。在先得出“貨幣對經濟的極端重要性”的結論基礎上，弗裡德曼才展開了自己獨到的貨幣分析。以至於經濟學家託賓不得不在《歷史的貨幣詮釋》中寫道：“有時弗裡德曼和他的追隨者們似乎會說：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貨幣，但不管它是什麼，它的存量應該穩定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

在普通人看來，這是多麼赤裸裸的“強盜邏輯”、“強勢理論”啊，但這並不能妨礙經濟學教眾對弗裡德曼精緻理論的推崇和敬仰，瑞典皇家科學院也頂著智利民眾遊行反對的巨大壓力，毫不猶豫地將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這位貨幣主義大師。當然，懷疑弗裡德曼的理論貢獻是非常幼稚和無知的，舉出這樣的例子，筆者只是想形象地引入一種理論分析的“實用主義”正規化。實際上，這種“實用主義”正在各個領域悄然滲透，以至於我們經常能夠看到某些“強勢詞彙”不求甚解、或是肆意放大地使用，比如說“均衡”。

就像以前流行“供求”、“市場”、“制度”一樣，“均衡”也是個時尚詞彙，在理論文獻、新聞報道、政策宣講、分析評論之中“均衡”二字隨處可見。對“均衡”趨之若鶩的偏愛源自於其理論與實踐中的巨大張力，正如米爾蓋特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二卷詞條“Equilibrium：DevelopmentoftheConcept”中寫道的，均衡分析是經濟學得以鼓吹自己“科學性”的一個基礎。更可怕的是，“均衡”意味著所有與之相左的概念或現象都是“不均衡”的，這實際上讓實用主義者找到了一個捨我其誰的理論基點。

利率、匯率、經濟增長，這些普通的經濟變數如果被冠之於“均衡”的字首，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經濟意義，“均衡”潛在包含的主觀優越性意味著對“均衡”的趨近才是符合經濟理性，而所有對“均衡”的偏離都是紊亂無序的。這就好比一塊普通的玉石，在經過得道高人點化開光之後，總是會散發出無形的灼灼光輝。但遺憾的是，騎白馬的不一定是王子，點化開光玉石的也許是凡夫俗子，而給經濟變數冠之於“均衡”的也大多不是經濟先知。於是乎，“均衡”概念的使用就像原來秀水街上的商品一樣良莠不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不同經濟學者運用不同經濟模型或是不同計量方法，總是能給出“均衡匯率”大相徑庭的取值，就算是同一個經濟模型，稍微改動下經濟假設或是變數選取，也可能得到相去甚遠的最終結論。但每一個結論都戴著“均衡”的閃亮光環對輿論走向、政策選取、預期變化施加著深遠影響，這似乎構成了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源泉。

其實，某些實用主義者在言必稱“均衡”之時，並不真正瞭解均衡的含義，或者這對他們來說也並不重要。也許弗裡德曼式的判詞很適用於他們：“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均衡，但不管它是什麼，利率、匯率、經濟增長必須達到均衡水平。”這種實用主義背後若隱若現的粗枝大葉與孤芳自賞多少有些讓人心存忐忑。

如此這般的“均衡”實用主義化似乎應該歸罪於凱恩斯，如果我們就“經濟均衡”的思想脈絡來追根溯源，那麼在源頭斯密那裡，均衡作為一種潛在的“自然條件”，與“看不見的手”一樣不過是由“自然”或是“上帝”決定的東西。而隨後瓦爾拉斯、德布魯、阿羅對“一般均衡”的數理化描述和討論則像是用抽象語言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但到了凱恩斯這裡，“中間性均衡”、“移動均衡”概念的提出徹底顛覆了傳統“均衡”觀的神秘主義，透過潛在引入和區分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主觀均衡和客觀均衡、靜態均衡和動態均衡、絕對均衡和相對均衡，凱恩斯甚至可以按照理論或是現實需要將“均衡”揉捏成各種形狀，在這裡，經濟歷史上最大的野心家或是實用主義者凱恩斯將自己幻化成了“上帝”，“均衡”作為思想利器在政策需要變更中不斷變換著經濟內涵。

可惜的是，“一個什麼都能解釋的理論也許什麼都解釋不了”，幻化後的“均衡”已經失去的均衡的原意：康德所言的先驗存在的內在和諧與秩序，黑格爾所言的不一致事物中的一致性，以及孔子所言的“和而不同”中的“天人合一”。但這種幻化由於經濟學“科學”門檻的存在而變得不易察覺。於是，在凱恩斯傳統下大膽顛覆與隨意擴大“均衡”定義內涵似乎已經成為局內人進行理論推銷、政策正名的經典方式，畢竟沒有打上“均衡”標籤就像是老王賣瓜一般師出無名。而所有普通局外人都只能夠在經濟學複雜嚴謹的表述方式中面對大量存在的、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