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節過後，用工荒由幾年前的沿海地區蔓延到內地，市場工資水平出現明顯上升，最低工資普遍上調，外資企業甚至持續出現“罷工潮”……這些現象表明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面臨結束。隨著“劉易斯拐點”的臨近，很多結構性失衡問題有望得到緩解，當然這是個相當緩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工資性收入會有所上漲，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費的貢獻度也會增加，城市化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對“劉易斯拐點”的臨近保持開放態度。為此，我為一篇文章起了《你好，劉易斯拐點》這樣的標題。這些轉變的出現，也說明中國經濟的失衡不是“絕症”，發展中的問題可以在發展中得到解決。

對中國經濟模式擔憂和困惑的另一個根源是，在中國經濟的高度發展中，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一點與經濟學的基本信念相左。經濟學通常認為，市場比政府更有效，政府過多地參與經濟是對市場體制的破壞，會降低經濟發展的效率。

應該說，如果僅從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並認為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結構性矛盾自然會逐步得到緩解，是過於樂觀的。最近幾年，筆者一直嘗試從中國式分權的視角來解讀中國的增長模式和宏觀現象。傅勇：　《中國式分權與地方政府行為：　探尋高增長低發展的制度性根源》，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分權是指，在經濟治理和公共決策上，中央和地方各自擁有相應的權利。對於規模較大的國家或地區來說，分權治理勢在必行。在一些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甚至在政治和立法上都有一定的自主權。與之不同，中國的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進行經濟分權的同時，在政治上卻保持了罕見的強勢，經濟分權和政治集中就成了中國式分權的主要內涵。並且，有大量證據顯示，在中央對地方官員的評價體系中，經濟增長、稅收、基礎設施建設等相對硬性的指標，佔了相當大的權重。這就塑造了中國的地方政府特別具有企業家精神。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許多地方事務上擁有自主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又被中央調動起來，並主要集中於經濟增長上。

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的強勢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強勢政府也會推動市場體制的建立。比如中國的許多城市是在“經營”中快速發展的，地方政府巧妙地組合了資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動了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出現日新月異的變化。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在正面評價強勢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並沒有排斥市場的力量。中國政府的成功之處在於，強勢政府不是去遏制市場，而是培育甚至利用了市場。小政府是香港繁榮的基礎，但強勢政府在新加坡也有不錯的表現。張五常教授是非常推崇市場作用的，但他對中國地方政府的作用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張五常：　《中國的經濟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強勢政府要取得長期成功，需要尊重市場機制。中國式分權這套體制固然是中國奇蹟的基礎，同時也是許多不平衡問題的根源。要緩解這些不平衡，改革這套機制就顯得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相信市場化會是更好的途徑。這正是我們對中國未來保持較快成長所能提供的建議。。　最好的txt下載網

導讀一（3）

首先，政府集中更多的資源本身就不是個好現象。中國的公務員報考熱是強勢政府的一個表現。一定程度上，政府部門人力資源的更新能夠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然而，社會最優秀的人才流向政府部門而不是向生產部門集中，其實也折射了該社會的市場環境還有待改善。有研究表明，一個社會中的律師越多，這個社會的經濟增長率就越低。律師不可謂不聰明，但反而可能會妨礙經濟增長。公務員和律師一樣，都不是想著要生產財富而是想著分配財富。中國古代曾透過科舉制度，將社會精英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家經典著述和官僚政治上，而這些活動對科技和商業的發展無甚幫助，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李約瑟之謎”的發生。林毅夫：　《李約瑟之謎、韋伯疑問和中國的奇蹟——自宋以來的長期經濟發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最近有不少意見認為，以國內生產總值掛帥來考核官員政績，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問題。鑑於國內生產總值忽視了很多資源環境成本，也和老百姓的福祉無絕對關係，因而建議用綠色國內生產總值甚至是幸福指數來作為綜合考核標準。這些建議的初衷是好的，但綠色國內生產總值尤其是幸福指數主觀性較大，在準確性方面遠不及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體系。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