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向日本透露一絲風聲的“無情無義”的舉動痛切地感到自卑和惱火；另外，作為與中國一

衣帶水的鄰國，地緣政治上的隔絕與真空又讓日本的危機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增無已。在

這種“形勢比人急”的情況下，田中角榮終於排除干擾，來北京謀求邦交正常化。

一個很小的插曲很能說明日本當時的“暖昧”心理，在聯合國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

會員國的席位而必須驅逐臺灣這一向題上，日本的立場與大多數國家相反，但當這個問題已

經解決以後，他們卻時不我待地到北京來與周恩來碰杯。這種婢女地位與自主意識的頂撞而

呈現出來的古怪、無惜的行止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日本國的尷尬和政策上的茫然。他們往往

直到最後一分鐘才能確定對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常議案之後，日本國內仍有不少政治家對日本與“中華民

國”的關係將置於何種框架內而爭論不休。在他們看來，拋棄蔣介石從道義上講會使日本蒙

羞。因為正是蔣介石先生在戰後“成全”了日本，使日本在中國大陸的幾百萬被俘將士順利

地回到了日本而沒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亞，並且也是蔣介石放棄了中國的一些權利，才得以使

日本既保留了天皇制又免遭像德國那樣被分佔的局面。蔣總統中正閣下對日本可算是恩重如

山。

於是，在田中訪問中國之前，日本內閣卻先派出一名叫椎名的特使前往臺北去解釋日本

方面的意圖。但椎名這個角色顯然是滑稽的和不堪負擔的。解釋什麼？怎麼解釋？或者是道

歉加謝罪。這如同一對將要離婚的夫婦之間司空見慣的種種情景：另外的愛情對現存的婚姻

產生了嚴歷的挑戰，但離異又被舊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彼此相連的利益所困擾，而且還

將面臨某種（可能是自身的）道德的控訴——如何使自己償願但又不會在道德上失分、在利

益上蒙受太多的損失，這個問題要處理好確實不大容易。椎名在赴臺之前也對自己的使命槽

槽懂懂：“就這麼一張機票讓我去？讓我說什麼，要達到什麼目的？”這時候居然沒有一個

人出來給他佈置任務，連“相機行事”這種話都沒有授於他。由此可見日本當時的局面是多

麼混亂，政客們似乎全都對現實和後果失去了感知力和判斷力。

如果按照日本的一廂情願，即要實現與中國的邦交正常化，又想保持與臺灣在外交上

“以往的狀況”。這顯然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婚姻觀。周恩來知道日本這一想法後，在人民

大會堂以少有的憤怒的口吻說：“這是怎麼回事？日本到底想幹什麼？”一個當頭棒喝又使

日本人救火似地趕到北京來解釋。其情其狀現在想起來也讓人既好笑又為其感到可悲。

我們可以說，中國為了實現與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其胸懷的寬廣是日本許多政治家所無

法比擬的。這畢竟是一個給中國乃至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國家。我們不得不對自己的前

輩的寬容精神及超越怨恨的恕道情懷為之感嘆。日本人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看到了，

而且也承認了，但是，他們在感激之餘為了釋放自己的負罪感，卻作出了另外一種解釋：中

國之所以如此寬囿日本，是出於他們“大中華”思想的謀略考慮，而且還隱含著跨世紀的野

心。意思就是：之所以不與你糾纏於歷史，是因為中國要創造一個有利於自己的現實環境，

以謀日後稱王稱霸。這就使我們想起了歷史上一些著名的寓言，在對待日本這個國家的種種

問題的處理上，中國在其種程度上也是可悲的。

1．如果中國多初不放棄對日索賠……

我們能夠理解周恩來總理當時的考慮，把日本國內的好戰者與日本國民分開。這無疑是

一種理性的、面向未來的考慮。我記得周恩來當時說的一句話：如果我們堅持要日本賠償戰

爭損失，那麼這筆負擔也會轉嫁到日本人民頭上。但是，做惡的是以東條英機為首的一小撮

軍國主義分子，整個日本人民其實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那時候。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贊

同周恩來（其實也是中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