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行軍打仗，講究的是文官運籌帷幄，武將奮勇爭先。這些雜學，自然交給底下小吏來做，何須我等考慮！”

“非也，葉兄此言大謬！”杜規高聲打斷了葉旭的狡辯。“葉大人是文職，自然想的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卻不知道所謂運籌，不但是如何給地方設圈套，還要把自己這方面的種種細節考慮進去。其中物資供應，首當其衝。你設了圈套，敵將上不上當說不準。但算不清自己這邊所需物資，一旦仗打到一半，軍中糧盡，葉兄可知什麼後果？況且剛才杜某說言，尚未計算沿途消耗，未計算軍械損失，未計算馱馬所需草料。真實籌劃作戰，比此複雜百倍。葉兄想把這些雜務交給從吏，但從吏計算正確與否，葉兄心裡可曾有數。一旦所計算數字失誤，損兵折將，是葉兄之過，還是前線主將之過？縱使到那時葉兄勇於承擔錯誤，萬餘將士性命，誰能把他歸還回來？一敗之後賣給敵人的可乘之機，何人能前去彌補？”

葉旭無言以對，只覺得頭髮下有幾滴汗，沿著腦門子流了下來。他向來號稱滿腹經綸，總恨自己沒機會獨領一軍，施展平生所學。到了現在才突然發現，自己肚子裡的詩經、論語，對戰場無半點用處。正惶恐間，又聽杜規說道：“我輩為人謀者，不求像主將那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至少要能替主將分憂，把戰前準備做好。不求每戰料敵機先，但至少得明白自己一方士兵虛實，每支軍隊每日能行多遠，士氣多高，攻擊多銳，當得了對手幾分。要把一切算得清楚，才不至於做出毫無根據的謀劃來。如果連最基本的數術都不懂，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嘿嘿，恐怕多是吹牛！”

“咱去做地方官還不行麼？”有人垂頭喪氣地小聲嘟囔。杜規的話對眾人積極性打擊實在太大，照他的說法，此番入丞相幕的官員，十有**是廢物，需要重新回爐。

“做地方官員，至少也得清楚治下多少百姓。每年稅收中留出多少，才能補貼勞力不足之家，使其不至於心生怨恨，鋌而走險。要算出每年僱傭多少民壯，才能修整河道，平整道路。還得清楚要多少開銷，才能完成陛下所託的教化萬民之責！”杜規向南方拱了拱手，義正詞嚴地補充：“如果做官只是寫寫詩，拍拍上司馬屁，恐怕人人都能做得，何須委屈諸位高才？做了這般糊塗貪佞官，逼得百姓怨聲載道，我們行為，與那蒙古人有何區別？換句話來，任由如此糊塗官員當道，做我大宋百姓，與做蒙古百姓有何差異！”

“你，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如同油鍋裡濺了滴水，人群立刻炸了開來。葉旭等人雖然被杜規擠兌得無地自容，但本能的反應，還是斥責杜規的說法目無君上。

“是不是大逆不道，咱不清楚。約法裡也沒有這一條。咱老杜沒讀過多少書，心裡卻明白，這當官的是百姓僱的小夥計，拿著百姓的血汗錢，若不能為百姓做些實事，甚至禍害地方，無論有心無意，都是昧了良心的王八蛋。諸位罵老杜時，先拍拍胸脯想想，這幾千年來，是百姓養活了咱當官的，還是咱當官的養活了老百姓！”

‘萬般皆下品，唯有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從小到大，大宋的人受到的都是這種教育，無論其出身王侯之家，還是在農村野地，憑著父輩的血汗錢供養寒窗苦讀後一舉成名，都在心裡把自己歸類為勞心者，歸類為眾人頭上的精英。卻從來沒人想過，到底是精英們哺育了百姓，還是精英們承受了百姓的供養。

在福州，膽大妄為的杜規藉著發號牌的機會，給他們上了破虜軍第一課。無論杜規的話能否被其接受，人們的觀念中，除了天地君親師外，至少被強塞了個百姓二字。

《臨時約法》規定，所有大宋百姓生而平等。但是，約法中並說明如何實現平等，並未指出任何道路。在杜規眼裡，這條約法比起佛家的眾生平等還虛無。但杜規在不知不覺間，向他人灌輸著同樣的道理。

非但他，破虜軍乃至大都督府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覺間，強化、傳播著文天祥的理念。這個過程中有反覆，有磨合，甚至有阻礙，但那些烽火歲月裡，以文天祥為核心，很多理念不知不覺間向外擴散開去。

過程中，有人承受不了新觀念的衝擊而離開，有人憤然走到了文天祥的對立面。但無論如何，新的觀念以各種方式由《天書》走到了人間，慢慢生根，發芽，開花，結籽。

把冗員們連哄帶勸送上前往邵武的客船後，杜規匆匆趕回城內。已經是第二天上午了，他很高興自己又替文天祥做了一件事。文大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所以，杜規總希望自己能給其更多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