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文章，稱薩特為主編先生。加繆的文章沒有多談尚松，而把尚松的一切思想都歸到薩特頭上，好象尚松的文章是薩特寫的。於是薩特寫了一篇文章回答加繆對自己的攻擊。薩特對加繆的回答是很嚴厲的，他們的關係就此中止。以後，雖然加繆的政治態度跟薩特完全不同，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問題上，薩特仍然保留著一種對他的喜愛。1960年加繆因車禍身亡，薩特寫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紀念文章。

戰爭期間，透過納塔麗，薩特結識了一位瑞士雕塑家和畫家賈科米泰。他人長得很帥，一頭亂髮，走路拄著根柺杖，腿有點瘸，那是車禍造成的。同薩特一樣，他也很喜歡同漂亮姑娘在一起。納塔麗是他在圓頂咖啡館認識的。薩特同賈科米泰一見如故，很是意氣相投。他們都執著於某一事業而不顧一切。薩特痴迷於文學，而賈科米泰則酷愛藝術。

賈科米泰在雕塑藝術上有自己一套見解。這時他正在為創作人的面部而進行獨特的探索，有時感到苦惱。在他看來，人的面部是一個整體，一個統一體，富有表情，有一種意義，而材料的分割破壞了這種整體性。於是他只雕刻很小的東西，最大的也只是像豌豆。他認為，在雕塑人頭像時，應注意它的整體和上下關係，應該使人的面部遊離於其它部分而單獨顯現；這樣既可以避免主觀現實主義的錯誤又可以避免假客觀主義的錯誤；藝術不應該僅僅用來表現外部的東西，要把想象同現實揉和在一起。薩特對賈科米泰的這些想法很感興趣。雖然這時他還不怎麼懂雕塑和繪畫，但他覺得賈科米泰的藝術態度同現象學有共通的地方。“想象”一直是薩特探究的主題，現在遇到有同樣研究興趣的藝術家朋友，他可算是找到知音了。他們常在一起談論，終日不倦。以後薩特對繪畫和雕塑藝術作了專門研究，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賈科米泰的作品是他的重要評論物件。

還是這個納塔麗，讓薩特在巴黎解放後不久同海明威相識。自解放以來，納塔麗經常同美國人打交道。她常常獨自一人在咖啡館或大街上同那些海軍陸戰隊計程車兵搭訕，然後被邀請去喝一杯，吃一頓，最後她帶著茶葉、駱駝牌香菸、速溶咖啡和豬肉罐頭回到旅館。就這樣，她同一個金髮的大個子交上了朋友，後來才知道他是海明威的弟弟。海明威作為一個戰地記者來到巴黎，讓弟弟來看他。納塔麗徵求薩特和波伏瓦的意見後，向海明威的弟弟提出希望一起去見海明威。

他們來到海明威住的旅館，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一張床上，眼睛用一隻綠色眼罩擋住，桌子上有一些喝過的蘇格蘭威士忌瓶子。他一見到薩特，就猛地坐了起來，緊緊抓住薩特並擁抱他，激動地說：“你是一個將軍，我，我只是一個上尉。你才是一個將軍！”在這種熱烈的氣氛中，他們一邊說話，一邊喝著威士忌。海明威患了流行性感冒，仍然精力充沛。最後薩特實在困得不行，在凌晨３點昏昏睡去，而波伏瓦一直堅持著同海明威閒聊到天亮。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餘一卒（1945…1957）：存在主義（1）

戰後薩特的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的第一、二卷同時出版。他還按照自己在戰爭期間的設想，主編了一個評論雜誌《現代》。編輯部成員有波伏瓦、雷蒙&#8226；阿隆、米歇爾&#8226；萊里斯、梅洛─龐蒂、阿爾貝．奧利維埃和讓&#8226；波朗等。《現代》出版幾期之後，就在評論界和社會上產生巨大影響。

薩特開始在社會上有了很大名氣，他被人們稱為存在主義者。最早給予薩特這個稱呼大概是在1945年夏，在塞爾夫出版社組織的一次討論會上，有人稱薩特為存在主義者。薩特立即予以反駁：“我的哲學是關於人的生存的哲學，‘存在主義’，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但後來這個稱呼被叫得越來越響，大家都這樣叫，薩特也就接受了它。

薩特的思想被冠之以存在主義的名稱，很快就風靡全國，接著在世界上產生巨大影響。1945年10月28日，薩特在現代俱樂部作一場“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聽眾蜂擁而來，許多人無法進場，人們根本聽不清薩特的講話，於是發生猛烈擁擠，幾名婦女被擠昏在地。

從這時起，薩特的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拿現在的說法，他成了一個思想明星，成了公眾注目的中心，他的一言一行會立即反映到新聞媒介上來。沒有哪個星期巴黎報刊會不報道關於他的新聞。只要走上街頭，就會有攝影記者對著他照個不停，還有完全不認識的人上來同他們搭腔。人們到處談論著關於他的逸聞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