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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只有很少的人反抗這股潮流，反對當局的政策，支援阿爾及利亞獨立。他們被看作反法分子、國家公敵，處於極度孤立的狀況。薩特的處境就是這樣的。他儘自己的可能來支援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鬥爭。1957年12月，薩特到法庭為本&#8226；薩多克作證。薩多克是阿爾及利亞人，幾個月前他打死了阿爾及利亞前議會副議長、穆斯林投降派阿里&#8226；謝卡爾。薩多克的律師請了薩特等幾名左翼知識分子作為證人為他辯護。薩特同意了。在去法庭的路上，薩特顯得十分緊張和激動，因為今天的發言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薩多克就有救了；過了幾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獲自由。

在出庭作證時，薩特竭力控制自己，沒有暴露出緊張感，只是在稱呼死者時把姓名錯念成“阿里&#8226；雅卡爾”。他為薩多克辯護說：“年輕人不可能表現出跟我們年長者一樣的耐心，薩多克從小在法國看到的，是一副副殺人的面孔。薩多克的行為是政治性謀殺，而不是恐怖主義行動。”為了不觸怒法庭，薩特煞費苦心採用了一些委婉的說法。第二天晚上，薩特得知判決結果，薩多克被判終身監禁。他這才鬆了一口氣。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加繆的態度：這時加繆剛剛獲得諾貝爾獎，薩多克的律師曾請他作證，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有關譴責死刑內容的部分拿到法庭上讀一下。但加繆拒絕了，連寫一個書面發言也不肯，雖然他也是一個阿爾及利亞人。

隨著右派在大選中獲勝，左派慘遭失敗，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殖民主義的諾言、避免做殖民者幫兇的人們，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動完全侷限在合法的範圍內。這時薩特的年輕同事和朋友尚松主辦了秘密發行的出版物《為了真理》，組織了青年抵抗運動。這個組織號召法國士兵開小差，宣揚支援民族解放陣線，並直接同阿爾及利亞人聯絡。　薩特一度對自己是否採取這種非法的態度有所疑慮，因為不管怎麼說，他是法國人，這樣做就是公然與自己國家為敵。對於他這一年齡層次的人來說，在心理上很難承受這一點。最後薩特想通了，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能排除這種方式。他支援尚松的活動，為其主編的《為了真理》撰寫文章。此外，在《現代》、《信使報》等公開刊物上薩特也發表文章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反對仍在進行的拷打。

1959年底，古巴最大的報紙《革命報》的主編邀請薩特和波伏瓦訪問古巴。開始他們沒有什麼興致：薩特的身體不太好，波伏瓦擔心旅行會讓他過於疲勞；阿爾及利亞戰爭也使他們意氣消沉，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來。最後，薩特對波伏瓦說：“如果我們老是像這樣沉浸在痛苦之中，那就等於是拋棄生活！”於是他們決定振作起來，去古巴一趟。1960年2月下旬，他們來到古巴。

在古巴，薩特受到熱情接待。在大約一個月的訪問中，薩特親眼看到革命給人民帶來的好處，看到六百萬古巴人同壓迫、飢餓、流浪、失業和文盲作鬥爭的情景。他隨意參觀、同當地人討論，沒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這裡的景色也是那麼迷人，富有特色。同他的《辯證理性批判》相印證，薩特在這裡第一次看到由暴力帶給人民的幸福。看著這些獲得解放、笑逐顏開的人們，薩特心中的陰霾不覺一掃而空。

卡斯特羅陪同薩特一起作了3天旅行。剛開始兩人之間有些拘束，很快這種拘束就融化在親密無間的氣氛之中，他們成了朋友。一路之上都是熱情歡迎的人群，每天的報紙都有薩特同卡斯特羅、格瓦拉等在一起的照片。薩特還在電視上講了一次話。從這以後，古巴的每一個人都認識薩特。無論他走到那裡，都有男男女女把他攔住，向他表示敬意。而在他作電視講話之前，他們誰都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

薩特感嘆地說：“這是革命的蜜月。”沒有陰謀，沒有官僚，有的只是領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及對未來的希望。也許這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但看到這個情景仍讓他感到無比欣慰。薩特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古巴革命有兩個特點，一是它的教育性，二是它沒有先入為主的思想意識，它不是教條主義的。他認為誕生於古巴革命的政權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度。回到巴黎後，薩特寫了一系列關於古巴的報道文章，以《糖的風暴》為題發表在《法蘭西晚報》上。

從後來薩特的回顧看，薩特對於古巴革命的支援態度並不是毫無保留的。在記錄片《薩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