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他也不是從黑格爾哲學內部來反對黑格爾，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是從胡塞爾和笛卡兒出發來批駁黑格爾的某些觀點。至於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薩特也並未成為黑格爾的信徒，他對於黑格爾哲學某種程度的認可，是站在馬克思對其批判的基礎之上的。換言之，無論是在早期還是晚期，薩特從來不是一個完全的黑格爾主義者。作者大概也感到自己的說法缺乏充足的根據，他說，這種薩特戰敗於黑格爾的說法，也許只是一個寓言。我認為這種說法確實只是一種沒有根據的寓言。

該書在“尾聲”部分討論了薩特晚年的最後一樁公案。按照波伏瓦所說，薩特去世前不久發表的那個與貝利&#8226；列維的長篇談話，是貝利&#8226；列維“逼供”的結果，是對老人的“拐騙”，是利用薩特年老體衰、思維跟不上來的弱點，逼迫薩特放棄自己的思想。而貝利&#8226；列維和薩特養女阿萊特則辯解說，他們沒有那樣做；薩特完全是自主發表自己的思想。

貝爾納也認為薩特是自主發表自己思想的；這個同貝利&#8226；列維的談話招致包括波伏瓦在內的薩特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是必然的，因為薩特“自毀長城”，在最後一次談話中完全否定了自己思想的基礎，而轉向一種全新的思想。令人感到驚詫的是，貝爾納說，讓薩特產生這一轉變的是一個叫勒維納斯的人。20世紀30年代初，薩特開始接觸胡塞爾現象學時，曾讀過勒維納斯一本介紹胡塞爾的書。在他去柏林直接研讀胡塞爾著作後，勒維納斯的書對他就沒有什麼作用了。貝爾納承認，將近半個世紀，“這兩個同時代的人再也沒有半點接觸，不管是直接的接觸還是透過文章，好像他們是生活在兩個星球上一樣。”（《薩特的世紀》，第798頁）

既然如此，薩特是怎樣受勒維納斯的影響呢？貝爾納說，是由於貝利&#8226；列維。據說貝利&#8226；列維有一段時間經常去勒維納斯那裡，同對方談薩特；第二天又和薩特談勒維納斯，給他讀對方的某些書；他成為這兩個哲學家之間的橋樑。這樣，薩特就成了勒維納斯的信徒。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世紀（3）

在我看來，貝爾納這一說法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毫無根據，純屬想當然。他對勒維納斯可以說是推崇得過頭了。他本人也去見過勒維納斯，並向對方說，薩特成了其信徒。勒維納斯的反應是，根本不相信貝爾納的話：“我肯定不會對令人尊敬的、傑出的法國哲學家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我不敢……我不會冒這種風險……”（《薩特的世紀》，第797頁）我想，勒維納斯本人的感受更合乎事實一些。

實際上，就薩特最後一次談話看，儘管他有一些新的提法和觀點，其基本內容仍然是薩特本人的，與他過去一貫的思想並無根本區別。薩特的朋友和同事（包括波伏瓦）顯然過於強調了這個談話不同於以往的地方。他們之所以反感和氣憤，可能更多的是貝利&#8226；列維在這個談話中傲慢不遜的態度。

《薩特的世紀》有一個貫穿全書的基本思想：存在著兩個薩特，早期薩特和後期薩特；一般地說，早期薩特是好的，強調人的自由，強調人的個性，晚期薩特則變壞了，不斷地犯錯誤，變成了專制的薩特。薩特自己是怎樣看的？一方面，他承認，自己一生有一個轉折點，這就是二戰；在此前後他的思想有一個根本變化，　由孤獨的個人轉向“介入”社會，由個人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他又否認這種變化造成前後的對立，他說：“我的思想是發展的，但並沒有斷裂。”如果一定要用一個薩特還是兩個薩特來描述這一變化過程，薩特的意思應該是，既是一個薩特，也是兩個薩特；說是一個，因為他的思想是有延續性和承緒性的；說是兩個，因為他的思想確實有根本變化；而這種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的情況，歸根結底，是與他生活的時代、世紀緊密相聯絡的，因此很難說前期和後期，到底哪一個薩特好，哪一個薩特壞。

貝爾納大約也發現自己這種劃分過於武斷和絕對，所以他另有一些修正自己觀點的說法：“這是不是說，他在斯大林時期和後來的毛派時期，沒有幹好事，只不過是讓他的名字和他的權威蒙受了世紀的恥辱，成了20世紀最大的盲目行為的受害者呢？顯然不是的。在這一方面，事情也沒有那麼簡單。就在這同一個時期，我們也可以列舉很多情形，說明薩特還是偉大的、寬厚的、清醒的，他是小人物和處在社會底層人們的朋友，熱愛正義和權利，熱愛自由和友好。”（《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