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惡棍為非作歹，市民們不像以前那樣支援他們了。在公民投票中，戴高樂派獲勝，這場五月風暴慢慢被平息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薩特一如既往地支援學生。他認為，學生的暴力是一種回答警方挑釁的反暴力。他還多次批評原先的同學、現在的大學教授雷蒙&#8226；阿隆，因為他站在反對學生的立場上。他說：“我敢擔保阿隆從未否定過自己，在我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他不配當一名教師。”薩特指出，一個人如果沒有一種懷疑精神，那他就一文不值；當然他也應該忠實於某種東西。知識分子應該既忠實於政治和社會的總體，又不斷地懷疑這個總體。這兩者之間也許會產生矛盾，這是一件好事，這種矛盾是有益的。如果只有忠誠而沒有懷疑精神，這是不行的，他就不再是一個自由人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風暴（2）

薩特後來總結5月風暴說，這是第一個暫時實現了某種與自由相近的東西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這個運動探求什麼是行動中的自由。歸根到底，在街壘上造成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什麼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讓步給他們的任何明確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們不要求政權，他們沒有試圖奪取政權，因為今天對他們來說，需要消滅的是使行使權力成為可能的那個社會結構本身。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五月運動本身還不是一場革命。在五月運動中法國青年渴望一場文化革命──而要達到它，他們還缺少造成一場真正革命的能力。也就是說，革命在開始時，完全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的權力爭奪。

5月風暴使薩特恢復了自己的實際政治活動。由於匈牙利事件同共產黨斷絕關係後，他不從事政治活動已有10多年。這是因為，在共產黨之外，再也沒有其它左派。而現在新的境況又給了他一個機會。不過他覺得這個運動對他來說，來得遲了一點。他已經60多歲了，由於精力不濟、身體病衰，他很難像那些年輕人一樣活動，這是他深感遺憾的。即使如此，他還是盡心盡意投入政治活動之中。

５月風暴後，薩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絡。1968年秋，他開始從事《鬥爭關係》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在各行動委員會中流傳的公報。在這以後，“無產階級左派”或毛主義者辦了《人民事業報》，發表了激烈抨擊政府的文章。1970年，兩名主編接連被捕。一個薩特並不認識的毛主義者請薩特來主編這份報紙。而這個報紙頭一天還發表文章攻擊他。雖然這些毛主義者對他並不友好，並且說好了這只是一個掛名主編，薩特還是答應出任主編。他們實際上是利用他，利用他的名聲和地位來保護這份報紙。薩特同意了。儘管他的政見同這些年輕人不完全相同，但他相信這個組織和這家報紙是革命的，是為普通老百姓說話的，他願意被利用。

在這兩個主編被審判的同時，“無產階級左派”組織被取締。薩特出庭為他們作證。薩特說，他站在證人席上，而另兩位主編卻在被告席上，他感到十分憤慨；他要求釋放這兩個人。當記者和律師請薩特就“無產階級左派”在這一天被取締一事發表看法時，法庭禁止薩特作出回答。最後這兩個主編仍然被判有罪，一個監禁１年，一個監禁８個月，但《人民事業報》並沒有按起訴人的要求被取締，仍然保有合法性。

薩特主編的《人民事業報》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當局沒有抓他，但內務部長下令在印刷廠沒收每一期報紙。而報紙在此之前大部分已經發出。警察要把廠長帶走，工人們把他截了下來。第二天，薩特在波伏瓦的住處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對這種違法行為提出抗議。

警察沒有在印刷廠搜尋到報紙，就逮捕了30名賣《人民事業報》的報販，說他們企圖重建非法組織“無產階級左派”。為了抗議這種專制行為，薩特決定走上街頭散發報紙。他們一共去了10個人，還有大批記者隨之而來。這時是下午5點半，許多人正在忙著買東西，街上人很多。薩特他們擠進人群，一邊散發報紙，一邊喊道：“請看《人民事業報》，請支援新聞自由！”

一個年輕警察走到薩特跟前，從他手中奪過報紙，並抓住他的手臂。攝影記者馬上搶拍下這個鏡頭。這警察把薩特帶向警察局，波伏瓦他們跟著一起走。這時街上有人向警察喊道：“你抓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這個警察連忙鬆開手，轉身走了。但薩特還是跟著他走。薩特的朋友在一旁大叫：“不要讓那個傢伙跑了！”警察越走越快，最後跑了起來。於是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