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環境保護切實擺到與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位置，並從體制、機制、能力上給予保障，改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一先一後的狀況，使兩者做到同步發展。

推進歷史性轉變，要全方位控制汙染。目前，我國環境政策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投資領域。推進歷史性轉變，必須將環境保護由生產領域向流通、分配、消費領域延伸，由投資領域向外貿領域拓展。要大力推進清潔生產，鼓勵節能降耗，防範和應對突發環境事故，構建低消耗、少汙染的現代生產體系。要實行有利於環境保護的流通方式，積極治理鐵路、水運等運輸汙染，保障危險化學品運輸和儲存安全，限制高汙染產品貿易，強化資源再生回收利用，建立清潔、安全的現代物流體系。要大力倡導環境友好的消費方式，實行環境標識、環境認證、綠色採購和生產者責任延伸等制度，推進垃圾分類和消費品回收，建立綠色、節約的消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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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上的歷史性抉擇（7）

推進歷史性轉變，要嚴格環境准入和汙染淘汰。對於新建專案，透過提高環境准入“門檻”，既可以將高能耗、高物耗、高汙染的建設專案擋在“門外”，又能遏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國務院《　決定　》明確提出，要努力使環境標準與環保目標相銜接，就表達了提高環境“門檻”的決心。要最佳化環境標準、調整產業政策，提高環境准入的“門檻”。要降低汙染企業退出“門檻”，將嚴重危害群眾利益、資源消耗高、環境汙染重、治理價值小的違法建設專案淘汰“出局”。

推進歷史性轉變，要實行分割槽管理。生產力佈局要充分考慮各地的資源稟賦、環境容量、人口狀況。在經濟發達、環境容量有限、自然資源不足的地區實行最佳化開發，依靠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降低汙染物排放總量；對發展潛力大、環境容量較為充裕、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實行重點開發，在嚴格遵守環保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合理利用環境容量；在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和重要生態功能區實行限制開發，選擇對環境危害小、有利於生態功能恢復的開發方式；在自然保護區和具有特殊保護價值的地區實行禁止開發，依法實施強制性保護。

推進歷史性轉變，要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我國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汙染排放嚴重，既有資源價格不合理的因素，也有環境成本沒有內部化的原因。針對排汙費徵收標準偏低的情況，要逐步提高工業企業排汙收費標準，建立企業保護環境的激勵機制和減少汙染排放的約束機制；針對城鎮汙水處理和生活垃圾處理收費不到位的問題，要全面實施城市汙水、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收費標準要達到保本微利的水平，凡收費不到位的地方，當地財政要對運營成本給予補助；針對礦山生態恢復問題，要建立礦區環境和生態恢復的新機制，督促礦山企業承擔資源開採的環境成本；針對環境無價的狀況，要在落實汙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的前提下，實行排汙權有償取得，改變目前企業隨意排汙、不計成本的狀況。同時，採取有效措施，真正把企業汙染治理的責任落到實處，使企業生產成本完整地反映環境成本，使企業形成保護環境的內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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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上的歷史性抉擇（8）

前進的航標

站在環境保護髮展的戰略高度，歷史性轉變是對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係的根本性調整，是環境保護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是環保事業成敗的關鍵所在。推動這一轉變，必須堅持從國家戰略層面解決環境問題、堅持保護環境最佳化經濟增長、堅持全面推進重點突破、堅持從再生產全過程加強環境保護、堅持從經濟全球化的戰略高度駕馭環境保護、堅持思想、組織、作風、業務、制度等“五大”建設，弘揚中國環保精神，唯有站在更高遠的角度看待和處理環境問題，確立新時期環境保護的長遠戰略，樹立環保工作前進的航標，環保事業才會得到蓬勃的發展。

堅持從國家戰略層面解決環境問題。環境問題是一個“世界問題複雜體”，不僅涉及科學技術，而且涉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政治文明，甚至關係倫理道德。單純依靠技術手段治理環境汙染，必然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法擺脫“先汙染後治理”的道路。只有將環境保護上升到國家意志的戰略高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域性，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環境問題。進入新世紀，環境保護開始與經濟、社會、文化高度融合，迴圈經濟的理念付諸實踐，迴圈型社會的構架初現端倪。20世紀80年代，上海提出了建設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戰略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