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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六日，我動身到曹州去。因為家兄這時在曹州府帶縣隊，我們已多年不見。他聽說我到了濟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來，接我去敘敘。我們坐的是山東流行的一種二把手小車。出濟南，走東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車上，他坐一邊，我坐一邊。車子吱吱呦呦地響著，倒很有趣。只是苦了車伕一個人。等到走了一段路，我們就下車步行一番，讓車伕歇歇力。這一路上一日三餐，連鹹菜也買不著，村莊到處蒼蠅飛舞，骯髒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識字，婦女都纏著小腳，小孩子掛著濃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無生氣，社會上看不見一點新的現象。此時正值仲夏，沿路上農民埋首田間，辛苦地做工。車子從他們身旁走過，有的只抬頭望一望，隨即又落下頭去，有的竟連頭也不抬。那種沉著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現著中國農民生活態度的嚴肅，我坐在車子上，著實感嘆了一番。一時覺到我們的老百姓，實在是非常可愛的，只可惜當政者昏庸無道，弄得社會貧窮落後，國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難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第十章山東道上（3）

過了鉅野，就到谷莊，這是谷良友兄的故鄉。我們下了車，走到一處場園裡休息。谷良友兄臨時拆了一扇門板，權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幾塊磚頭，疊起來，當凳子坐。吃飯吃的是烙餅卷炒雞子兒，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黃瓜。正吃得高興，有一位六十餘歲的老先生，口裡銜著一杆菸袋走進來。他穿的白布褂褲，白鬚白髮，神情很是矍鑠。經過谷良友兄的介紹，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來找我談話的。

老先生態度誠懇，看見我就問：“這是馮大人嗎？”谷良友兄代我轉述了幾句以後，我們便坐下來談話。

老先生坐下來，頭一句就問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說：“咱們的國家如今衰弱已極，自己哪有心思去置產業？我們一切打算，都要以國家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這一笑裡，蘊藏著他飽滿的世故閱歷，同他的人生哲學。他說：“你究竟年紀輕，還不知道世上的艱苦。什麼外國人佔這佔那，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勸你最好還是置幾頃地，有上三頃五頃的，再好也沒有了。說什麼也是地好。古話說，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實話告訴你。你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要是我們的國家亡了，有地也是無用的了。”

“為什麼無用？誰來做皇帝，就給誰納糧好了。”

我當時再也沒法往下說。後來我想到，這位老先生的話，很可以代表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意識和觀念。這種意識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專制政治，使人民覺得國家只是一姓的私產，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於在私有制度之下，他們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給於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門第也隨之而高，可以睥睨於鄉里；沒有土地的人，勞苦終年，難得飽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貴，企求獲得土地的心也就益加迫切了。

這次在曹州府，我順便去見陸朗齋將軍，談了些關於軍事方面的問題。臨別，他送了我一本彭剛直公的奏稿。他說這本書，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細讀一讀。

同家兄在一塊盤桓了六七天，把要談的話都談完，便從那兒和谷良友兄動身，騎馬到了開封，會晤一位和我同時入伍的朋友###亭先生。健亭那時在河南混成協第二標當執事官，多年故舊，一旦聚晤，促膝長談，箇中自有一番樂趣。在這裡不曾久停，又乘車到鄭州，由鄭州轉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車中所見的情形，也很使我憂悶。旅客之中，我們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亂吃東西，就是躺著歪著呼呼大睡，好像他們只有對於吃和睡發生興趣。外國旅客就不然，或是看書，或是看報，女子則一邊編織衣服，一邊教小孩子認字看畫，至少也是談談話，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時間，沒有濫吃濫睡的。車上查票者都耀武揚威，開口就是叱罵，對於旅客，儼如審判官，十分的令我憎厭。那時從北京到新民府這段路還沒有直通車，途中須在山海關換一次車。換車的時候，意外地碰見了一位朋友張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這裡說出來。他原是第三鎮的軍官，剛從陸軍大學畢業，正要回營去服務。因為過去我們曾在一個隊裡當兵，所以見了面，彼此分外的親熱，談的話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出旅館去散步，他同我談了一番“麻將做官論”。這段話很使我驚訝，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