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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農曆十五前後，特別是“三春不如一秋忙”時節，幾乎就是跟著太陽、月亮連軸轉了。

那人困哪，幹著幹著，或是上工路上迷迷糊糊跌倒了，呼呼大睡。曾祖父照屁股踢幾腳，說沒出息的貨，睡到啥時是個頭？使勁幹活，出身透汗，不就精神了嗎？人這輩子覺還有睡夠的時候嗎？

聽老輩人講，那時像我的祖輩這樣，下死力氣勞作的人很多。而我的三個爺爺娶的三個奶奶，都是因為我們家的糞堆大、柴火垛大。曾祖父說明家窮，沒錢，媒人幾乎異口同聲：你們家人這麼能幹，早晚那就是金山、銀山。

我的祖輩太熱愛土地，並堅信能從生長萬物的土地中刨摳出一個莊稼人的夢，結果到了還是個夢——我正在修改著的一本書裡已經寫了，當然表現的不是這裡的主題。

我這輩子也是因為愛，為了一個夢。

軍營裡的軍人，每天是踏著12次（或13次）定時的軍號作息的。我曾服役24年的某集團軍，軍機關20多年坐落在遼東大山裡一座縣城的山溝。除司令部作戰值班室外，我家書桌上的燈光，幾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後一個熄滅的。

有時寫著寫著，軍號響了，是起床號。

那時的節假日，放假不像現在這麼多，春節也只休息5天。臨放假前一天，我就說給大家拜個早年了，回家門也不出——5天能寫多少東西呀？

1994年調入軍區創作室，成為專業作家，除了外出採訪，這回就坐家寫去吧。

1999年寫《戰將》，半年時間沒下樓。

去年底，有人請吃飯，我沒有名片，臨別問我家裡電話號碼，我一下子懵那兒了。坐家兩年多了，也用不著給家裡打電話呀？那也明白不是這麼回事兒呀？回家問女兒，女兒沒笑，當然也不會想到我是保密、不講。

自1987年後，我的採訪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幹休所進行的，然後關在家裡成一統，用枝筆在槍打炮轟的歷史中衝殺。連線家與幹休所的是車站、機場，連通世界的是《大連晚報》和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有時上趟街，妻子就跟著。坐在馬桶上想稿子沒事兒，走在路上讓車碰了呢？

有時出版社要稿子，就像剛結婚就跟你要孩子。即便沒人催，一本書多少萬字，預計多長時間寫完，每天要寫多少字，那是隻能超額，不能拖欠的。今天推明天，那還有完嗎？

曾有人批評我：你不好抓緊時間採訪嗎？

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開頭什麼都寫，後來不知怎麼的就剩下了後者。而自選擇了這種文學樣式後，一部作品的採訪工程結束了，那感覺就像聽到了嬰兒墜地的呱呱啼叫。

作家，特別是報告文學作家，必須傾心打造自己的誠信品牌，使讀者知道你是真誠、有責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親近。還有，或者故事（世上還有這種事啊？），或者思想（這小子怎這麼想的呀？），每頁文字都得有點抓人的有新意的東西，使人慾罷不能。不然，如今媒體這麼發達，生活節奏這麼快，誰有工夫、耐性把幾百頁一本書讀完？就像一出小品，幾句話不能引人發笑，人家就換臺了、不看了，那不是白寫了嗎？而這一切，幾乎全靠採訪、蒐集資料。多好的故事不能編造，每件事都要有出處，還得掂量明白那出處的可信度（如今不負責任的東西挺多）。歷史中的新聞很多，你不深入進去就抓不到。同樣的故事，最好有幾個，選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個。更重要的是宏觀上的把握，即本質的真實。特別是那種通常被幾筆帶過，或者好像壓根兒就未發生過的，舍此歷史程序就掉了鏈子、銜接不上（瞅著銜接得好像也挺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謹慎，摳準摳細，下足氣力。

誰也不能走進歷史，但你必須竭盡全力走近它。

採訪過程是高度緊張的過程。寫作時，一覺醒來，想起一段，趕緊爬起來。採訪也是一樣。這跑那顛不說，邊聽邊記邊想，你得不斷地思考，提出問題，腦子裡的那個車軲轆一刻也不能停歇。採訪工程完成1/3，起碼進至一半左右，構思、立意，想寫個什麼東西，就得有數了。不然，你千難萬苦，像個孕婦似的大腹便便揣回家的那些東西，可能許多都是沒用的。

每部作品採訪、收集資料的時間，幾乎都是寫作時間的倍數。

這本《槍桿子：1949》耗時還不算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