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高爾基沒回國，7月8日收到哈拉托夫的信：“近日斯大林建議我給您寄一份材料：政治保安總局彙編的《全俄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總結》。因為他說您正研究這方面問題。”這便是1928年《沙赫特事件》和1930年《工業黨》的審訊材料。這是斯大林對科技知識分子大規模的鎮壓，把工礦企業發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們頭上。高爾基在這兩份材料影響下寫了為世詬病的名文：“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消滅他。”斯大林得到這篇文章如獲至寶。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報》和《訊息報》上同時發表。此後高爾基這句名言便成為恣意迫害無辜的有力論據。1938年7月西伯利亞軍區檢察官伊沃什向維辛斯基反映，他們那裡用殘酷手段逼犯人招供。維辛斯基回答道：“我們不打算姑息敵人。打爛人民敵人的臉有什麼不好。您不要忘記，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說過：‘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消滅他。’”高爾基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難道他真相信那兩份材料嗎？還是因為給斯大林的信寫得過於尖銳，想緩和一下關係，對斯大林做出讓步？

高爾基回國定居後，1933年8月17日組織120名著名作家參觀白海—波羅的海運河。這條運河是由勞改犯開鑿的。運河管委會對作家們招待得再好不過。每日都是佳餚美酒。平時沾不到葷腥的作家們在這次旅行中大飽口福。但吃了人家的飯就得給人家寫文章。於是他們對政治保安局大唱讚歌，分頭寫出《國家與它的敵人》、《保安總局、工程師、規劃》、《契卡人員》和《徹底打垮敵人》等數十篇。高爾基同失寵的前拉普總書記阿維爾巴赫和運河管委會主任費林把作家們所寫的文章編成一本書：《以斯大林命名的北海—波羅的海運河開鑿史》。高爾基此舉並未為自己增添光彩。他難道不知道運河是勞改犯（大部分是農業集體化的“富農分子”）在非人的條件下開鑿的？他編這本書是再次向斯大林讓步以便在其他方面影響他還是有意討他歡心呢？不過此後高爾基同斯大林的關係更為密切，兩人經常見面，高爾基可以隨時給斯大林打電話。斯大林也在文學問題上向高爾基請教。蘇聯作協籌委會主席格龍斯基寫道：“斯大林經常向高爾基讓步，甚至不同意的時候。”高爾基在蘇聯的威望達到頂點，他的話往往被當成指令。高爾基同斯大林的良好關係持續到1934年年底，以後完全變了。

藍英年：高爾基回國（5）

高爾基同斯大林關係的轉折點是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他聽到這訊息時正在克里木療養，接著聽說斯大林把基洛夫遇害的罪魁禍首定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人已於12月16日被捕。高爾基想拯救加米涅夫，匆忙趕回莫斯科，立刻給斯大林打電話，詢問斯大林是否發生了誤會，斯大林以從未有過的冰冷語氣回答道：“需要這樣。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我奇怪您為什麼張皇失措。難道不是您教導我們大家：如果敵人不投降……？而他們，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您還不瞭解這兩個兩面派……再說您也知道，斯大林同志一人什麼也決定不了——需要調查，然後審訊，只有法庭才能裁判他們的罪行。”

高爾基同加米涅夫關係不錯。加米涅夫擔任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時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儘量幫他們解決困難，同季諾維也夫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完全不同。另外，加米涅夫不僅喜歡文學，還有文學才華，寫過論赫爾岑和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他退出政壇後，在高爾基的請求下，斯大林讓他當世界文學所所長兼科學出版社總編輯。他和高爾基一起準備出一套世界文學名著。加米涅夫準備把餘生獻給文學事業時卻因被定為謀殺基洛夫罪而被捕。1935年1月20日《真理報》發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評論文章《文學的腐爛物》，就科學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群魔》寫道：“為什麼科學出版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偏偏選中《群魔》呢？出版這本被奉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小說’，想向蘇聯讀者兜售什麼？……眾所周知，《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性最差的一部作品，它所引起的轟動不在藝術上，而在於它是反動政治的旗幟。這部小說是對革命的惡毒誹謗……。”文章針對的當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出版這本書的科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加米涅夫和高爾基，因為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出版規劃是他們共同制定的。實際上是斯大林向高爾基發出警告。高爾基本應沉默，但卻挺身而出，1月24日發表了公開為加米涅夫辯護的文章《關於〈群魔〉的出版》：“我堅決支援科學出版社出版《群魔》，……我這樣做是反對把合法文學變成非法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