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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的印象之中，西北和外省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兩點，一是重視實業，這自不用多言，實業是西北發展的根基。而另一個讓國人側目的則是西北極為重視教育，即便是在這個戰爭時期西北省的教育經費支出仍然佔到全省政府支出的19。8%，佔到政府支出的近五分之一。

另外一個數字或許能夠說明一切，就是西北一省的教育經費支出超過了北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再加上數額龐大的非官方的教育基金和個人捐贈，西北省的教育經費的實際上可能超過全國各地在教育事業上的投資。

有了充足的教育經費作為保障，使得西北可以在幾個月內就在全省各地推行強制性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現在的西北一省一千三百多萬人口之中，中等實業學校和中小學在校生人數超過兩百萬人，擁有接受過短訓的老師近十萬多人，這個數字甚至於接近全國總和，而中學生則遠遠超過全國中學生總數的數倍。

司馬曾經說過最值得自己驕傲的就是西北的教育，用了兩年的時間建立這個時代的中國普及到每一名兒童、少年的義務教育體系，西北的這種帶有強制色彩的義務教育體系，有別於這個時代教育壬子癸丑學制，而是直接把美國的“六三三”學制抄了過來，小學六年再加上三年的初等中學、三年的高中或師範學校或中等實業學校。初中的單獨設立有利於西北的教育普及，也使得西北可以在全省推行九年制的義務教育。

當然在構建西北的義務教育體系的同時，司馬並沒有忘記構建西北的高等教育，從最初的為培養用於和外國技術專家溝通的的翻譯人員的翻譯學院到培養技術人員的技術專科學校，都在短期內建立了起來，而其中最為重要就是目前仍然處於初創期的西北大學。

西北大學建立於共和六年元月，為了把這所大學辦成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學府，當時除了政府投資和西北公司以及企業投資的數千萬元之外，司馬還和西北的企業家們捐贈了多達兩千餘萬用於徵地建校、構置教學器材，期間為了滿足學校的教研需求而又多次追加投資。

以至於日本報紙上曾經酸溜溜的說西北用可以建立一支戰列艦隊的資金打造了他們夢想中的大學校，但是卻指出大學並不僅只是大型的學校，就像流傳的一個笑話一樣，西北正在走上一個誤區，無論是都要大的，要最大的規模，但是大學並不是工廠，規模大並不見得是好事。

“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

對於這句話，作為建立西北大學的主導者，司馬當然有深刻的體會，在後世各個大學要建什麼“世界一流大學”，但是他們所謂的一流就是大型的而豪華的“學校”，各所大學所做的就是，忙著圈地、蓋大樓，忙著擴招，卻忽略了大學精神之真諦。

蘇格拉底說：“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學風，決定了一所高校的前途。耶魯大學為何成為世界性的一流大學，其最為主要的原因就是強調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學術空氣。這種“自由教育”的原則，使耶魯能夠包容各種思想流派，保持勃勃生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幷包之義”。

對於初建的西北大學而言，學風的建設和校長的選擇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絡，正因為如此司馬在的選擇校長上非常謹慎，曾經一度司馬還想過直接聘請外國教育學出任西北大學第一任校長，但是最終於出於民族自尊司馬否決了這個念頭，最後選來選去，司馬選中了一個浙江餘姚縣人——蔣夢麟。

蔣夢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第二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

在歷史上他曾出任京師大學的校長，在歷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於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就數地位相當尷尬的蔣夢麟。

蔡元培曾坦承：“綜計我居京師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除了長期擔任總務長，他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京大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