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爭論都是因為其理念的不同。

共和五年的國人，很少有人也很難有人會贊同司馬對工人的實行的福利政策，還有對工人的生活透過每月以發放食品券的方式進行補助的作為。

在司馬自己看來，只是想過過這些福利的發放，能夠挽留這些熟練的工人，讓這些工人最終從潛意識中認為公司是他們的家，必竟口外的環境不比關內。

至少從去年馬匪來襲時大多數工人的表現來看，司馬很慶幸自己的對工人的高福利，取得相當成功的回報，可以說這個福利待遇是整個西北公司的所有正在實行的管理之中，司馬個人最滿意、最自豪的一樣，而現在卻被這個穆藕初批的一無是處，這讓司馬的臉色怎麼可能好看起來，心裡怎麼可能沒有火。

“穆經理，公司現在之所以實行帶薪年假制度，是出於公司的現況考慮，現在我們西北公司六千多名工人，其中只有數十名來自本地的工人，其它工人都是從河北、山東、河南等地招工而來，每年放一次長假讓其回家探親，也是人知常情。”

司馬深呼吸兩下後，緩了緩心裡的怒火說到。

“至於公司為什麼實行高福利，那是因為口外的惡劣的生活環境不比關內大城市，公司只能透過高工資、高福利的方式挽留這些熟練的工人，最終因為公司對這些工人的關心，使得這些工人把公司當成自己的家，更何況事實已經證明，在公司遇到危機的時候，這些工人不但沒有背叛公司，反而和公司一起共渡難關，我想如果沒有公司從福利上著手對這些工人如家人般的關心，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司馬並沒有給穆藕初說話的機會，就連珠炮一樣把話一下說完，反正目的只有一個，公司現在執行的福利政策絕對不能動。

“不可否認，公司的福利政策的確是可以收挽人心，但是如果我們和那些工人簽定契約的話那些工人還會離開嗎？如果離開他們就需要賠償公司的損失，這些人是公司培訓出來的，賠償公司損失也無可厚非。我個人還見意公司應立即停止現行的八小時工作制，改為十二小時工作制，以更有效的利用工人，儘可能降底公司各下屬分廠的運營成本。”

穆藕初對司馬的反對並沒有當成什麼，穆藕初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福利政策肯定大都出自眼前的這個司馬少爺的手筆，也只有這種少爺出身的人才會做出如此的決定。

聽到穆藕初的說的話之後，司馬看著眼前的這個穆藕初，在後世時司馬曾經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後世的國內那些資本家為什麼不能主動的提高工人的待遇？其實其無非就是為了謀取利益的最大化罷了。

謀取資本利益的最大化，到也無可非意，必竟這些資本家經營的目的就是為了謀求利益，如果僅僅只是為了謀求利益，司馬會在這個時代辦廠嗎？顯然這和司馬的初衷有違。

司馬並不知道的是，在實際歷史上就因為用工方式，穆藕初還跟當時的思想界進行過一場轟動一時的論戰。

1920年，厚生紗廠赴長沙招聘女工，當地的《湖南日報》連續發表文章嚴厲批評厚生的招工行為，其炮火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勞動工時長達12小時，二是每月工薪為8元。

穆藕初發表文章反駁，認為“予深信欲救中國之貧弱，舍振興各種主要實業外，無他道”。還嘲諷說，“敢忠告一輩學者，自今以往，腳踏實地，不向空際捉摸，力從實處研究，寧以行勝，勿以言勝”。

他的駁文引來朱執信的猛烈抨擊，朱當過蓀中山的秘書，也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介紹到中國的理論家，他在《實業是不是這樣提倡？》一文中，認為穆論荒謬，實業家不能以救國為理由大賺其錢，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實現社會進步。

這場大辯論把大名鼎鼎的陳芏繡也捲了進來，他在《新青年》上刊登《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長篇調查，認為厚生紗廠的做法是榨取剩餘價值，穆藕初應該“由個人的工業主義進步到社會的工業主義”。

看著眼前的穆藕初，司馬想起實際上在後世的中國也曾經有過小範圍的反思，反思國內的中國“低工資模式”是否竭澤而漁，當時在機關工作的司馬也曾經參加上網上的論戰，實際上在司馬的部落格中有大量的此類文章，正是因為那次和網友之間長達一年多的爭論，才會讓提高工人工資、提高福利政策成為司馬辦廠的工人待遇核心內容。

“你我只是理念上的不同罷了，現在讓我們兩先擱置你我之間理念上的不同，我給你說一個簡單的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