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停了下來，靜靜地望著他，沒有一個人說話，詹天佑也沒有講什麼，向大家拱了拱手，走開了。工人們釘道釘的聲音在他的身後越來越響，他則繼續向前察看著另一處工地。

這個春天，詹天佑身在鐵路工地，但國家因中日之戰引起的震盪始終沒有讓他平靜過。農曆三月（公曆四月）的京郊，春寒料峭，先是傳來李鴻章作為全權大使出使日本進行議和的訊息，接著又是李鴻章在日本被日本浪人刺傷的訊息，接下來的事情令詹天佑更覺屈辱，獲知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內容時，他甚至氣憤得幾天吃飯都沒有味道，但他不是一個善於發洩的人，身邊沒有人可以討論，他就一個人默默地承受內心的煎熬。有幾次，譚菊珍看到他悶不作聲，知道他心中有事，以為是為鐵路上的事而煩心呢，她把文琮放到他手裡，讓他在與孩子的溝通中緩解一下情緒。兩歲的文琮是不諳世事的，一到父親手裡，就要父親帶他去看鐵路，有時正是傍晚時分，工人們都下班了，詹天佑就會讓文琮到工地摸著鐵軌玩耍。這時候，順容與文珖總是要跟在身邊的，詹天佑在與孩子的相處中打發著苦悶的時光，譚菊珍則在房裡準備晚餐。

《馬關條約》的簽訂激起了京城朝野的一片激憤之聲，《京報》關於公車上書的訊息讓詹天佑多少看到了一些國家振興的希望。全國各地到京城參加這年春天禮部舉行的進士考試的舉人們，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臺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訊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各省舉人紛紛上書反對，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齊集都察院門前請官員代奏。這代表了當時大清國的主流聲音，詹天佑深感欣慰，儘管這次上書沒有成功，但其對朝野的影響顯然是積極的，也向國際顯示，大清國的朝廷可欺，但百姓並不心服。由於舊時舉人赴京考試多坐官府提供的車馬，人們又稱舉人為“公車”，所以，這次京城舉人們的上書就被稱作公車上書。詹天佑深知，這些等待發榜的舉人們是冒著很大風險上書的，可以說是置個人前途不顧，為國家發聲。這比那些只顧自身官位而置國家利益於度外的官僚要高尚多少倍啊。有這樣不計個人得失的知識分子在，大清國總是會有振興的一天的。

鐵路時代（1）

十九世紀中後期，鐵路成為世界強國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標誌，然而，作為東方大國的大清王朝，至1895年4月《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時，全國鐵路只有四百六十公里，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區。這時，詹天佑已經從事鐵路工作七年了。可見，當時在中國境內展修鐵路之艱難。甲午戰爭的失敗又一次驚醒了中國人，務實求變的思想正成為社會的共識，反映在鐵路建設方面，朝野各界人士都認識到修建鐵路對國家、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各地開始出現興建鐵路的熱潮。1895年7月19日（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光緒皇帝頒發詔書，提出“力行實政”，把“修鐵路”放在具體施政的第一位，朝野官員也紛紛上書奏請修築鐵路事宜，那些長期反對建造鐵路的守舊官僚們再也不敢公開反對了，於是津盧（天津到盧溝橋）、盧漢（盧溝橋到漢口）、津鎮（天津到江蘇鎮江）、粵漢（廣州到武漢）、川漢（四川成都到湖北武漢）、關內外（奉天綏中中後所到瀋陽、溝幫子到營口）等多條鐵路線的修築提上日程。

在這眾多鐵路中，津盧鐵路的修築最有條件，因為在早前六年李鴻章就提出過修建津通路（天津到通州），而且進行了勘測，此路又是連結天津與北京的紐帶，戰略位置非常重要。李鴻章因甲午戰敗被免去北洋大臣之職，入朝做了一個閒官。一個叫王文韶的人做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12月6日，清政府成立津盧鐵路局，任命順天府尹胡燏棻為督辦津盧鐵路大臣，主持津盧鐵路修築事宜。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及鉅額賠款讓清政府的國庫與民間財力饋乏，無力籌款興建鐵路。為了解決津盧鐵路的工款問題，胡燏棻在清廷的支援下，向英國滙豐銀行借款40萬兩，這是甲午戰後清朝政府向外國借貸的第一筆鐵路款，開啟了外國資本進入中國鐵路領域的先例。可是這筆錢並不能完成津盧鐵路的修築，胡燏棻又先後向德、法、英其他銀行借款。作為津盧鐵路的築路工程師，詹天佑當時已意識到借款對大清國的消極影響，但此時，他還是總工程師金達手下的一個負責技術工作的工程師而已，大局的事情輪不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