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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反右傾以後，人們心裡的餘悸震盪未已，像這一類的事，少說為佳。我勸阿董不要多談這種無聊閒話，尤其是在外面。我所知的江青的胸襟是極狹隘的，前禍未清，不要再惹新禍了。

有一次在一起閒談。潘漢年說：“阿董是最冤枉了，我犯了錯誤，關她什麼事，她卻也陪坐了幾年牢獄，算什麼名堂！”

革命沖洗掉這位大資產階級小姐的鉛華，自從投入黨的懷抱以後，她永遠是那樣質樸、純真。她說：“有人勸我和潘漢年離婚，就可以恢復黨籍、職位。”她冷笑了一下：“為了榮華？　為了富貴？　我連生命也視若等閒了。”這麼多年了，阿董的濃厚的廣東口音還是沒有改造好。

孫師毅坐在遠遠的地方插了一句話：“阿董，你是嫁錯老公罰坐監，罪有應得，何冤之有，哈……”

人們說潘漢年是一個傳奇性人物。董慧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香港一個大銀行家的繼承人之一，從年輕時在北平當學生參加“一二·　九運動”之後，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戰爭開始後，她從延安到

上海、香港。她回到“老家”，又打扮成原先的“小姐”，但她實際上卻在掌管地下黨的經費開支，而形式上則是她父親的銀行中一名兢兢業業的女職員。同時透過她廣泛的社會關係，潘的一包包“小東西”從香港總行帶到上海分行，還有一些取保、證明等等，她做的是許多掩護工作。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她再一次到香港時，這時她更是一個不露面的機要工作人員。潘每天在外活動，坐咖啡室，她從不參加。連潘去參加接管接收上海工作，她也不送行。

解放後，她在上海是副市長夫人，也是一個高階幹部——市委的副處長，但這對夫婦的平易近人一如往昔，阿董還在上下班前後幫助行走不便的鄰居老太太買菜。

我總認為潘、董被“釋放”這件值得高興的事應該告訴夏衍、胡愈之他們。潘堅持不可，他認為他去看他們或者他們來看他，都是不好的。後來我畢竟還是悄悄地告訴了他們，我又在上海告訴了於伶，他們都曾和他長時期共同為革命做過不可泯滅的貢獻，我怎能不同他們共享歡樂呢？孫師毅有一次來我家時，恰巧遇到潘，孫也邀請他們去他的家。

三年的天災人禍尚未完全康復，但我們的心情卻是舒暢的。一九六五年，我下農村工作一年，他們繼續做孫師毅家的常客。他在郊外的那個“小別墅”，雖然空氣清新，但環境冷漠，他更多需要的是友情的溫暖。

七、浩劫

接著，大###開始了。我被召回原單位參加運動，立即轉入集訓班，門衛有駐軍把守。

“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勢迅猛前進，被挖掘出來的“叛徒”、“特務”　滿坑滿谷，全國熱火朝天，煙塵滾滾。

我從農村回來快一年了，一直沒有潘、董他們的訊息。妻總是擔心他們會不會又被捲進去，我只希望已關了七年的他們能有自然的免疫力。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阿董忽然來了，神色淡漠。她說他們要搬到小溫泉去住了。說完，留下給我和師毅的小孩兩盒餅乾，就匆匆走了。

小溫泉是個休養地，他們進去享福嗎？　不，那裡附近有座林、江一夥的大監獄。這一次，他們從去處來，又向來處去了。

誰知道匆匆一面竟成永訣。潘，你為什麼不來見一面呢？

怕朋友們受株連，我找了幾位常來我家的朋友，我問他們：

“你們來我家時沒有遇見過潘漢年吧？　”

“我沒有給你介紹潘吧？　”

“你們見到屋裡有生客就沒有留下吧？　”

被問的人，都會心地點點頭。

這種說法後來被叫做“反革命串連”。

八、哀思

不久，我們的房子被“勒令”上交，全家掃地出門，去“幹校”分住在幾個小村“繼續革命”。

一個風雨如晦的寒夜，外面朔風怒吼，竹棚被搖震得嘎嘎作響，我點燃了火盆旁的燒殘炭火，眼光落在手裡潘送給我的打火機上，我又想起了潘和阿董。此刻，你們身在何方？

昨天，有人還在批我“不肯退出歷史舞臺”；今天，我說我希望退休，不要佔著年輕人的位子，於是，又有人批我想“停船靠岸”了，不革命了。“停船靠岸”，多麼誘人的字眼，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如果潘也能停船靠岸該多好，我們這一次可以一起上岸了，如此“革命”，不革也罷。岸上不見得沒有可以讓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