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回顧這些故事？因為我們有些人還不懂得自己人不要鬥自己人，或者對內鬥缺乏警惕性，自覺不自覺地正在走上內鬥的道路。龍鎮洋和周建順寫的這本書，反映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作者在代序中說，″基於我們對個別學者貌似崇高而實質荒謬的言論的擔憂，我們在動手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拋去了傳統人物傳記的寫法。我們不是為了寫一個人物而寫一個人物，我們試圖透過這本書來對這場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爭論作一個實質性的解答″。香港商報社長吳松營在序言中更清楚地說，″對於有悠久的蔑視商人和仇視財富傳統，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中國文化來說，要把企業家力量看作國家力量可能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他還說″個別本港學者還跑到內地鼓吹歧視和打壓民營經濟力量的偏激概念，甚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整個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和中國改革的大方向″．意見的不同並不奇怪，但是如果發展到劃分成為兩個陣營，進而造成社會的動盪，那就值得警惕了。

國內兩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一位主張善待企業家，另一位認為需要善待的是工農群眾。應該說他們兩人都不錯。主張善待企業家的也沒有說不要善待工農群眾；主張善待工農群眾的，如果不反對善待企業家也沒有錯。依我看，所謂善待應該是保護的意思，那麼企業家和工農群眾都需要保護，因為我們的政府常常超出法律侵犯他們。如果說善待是給優惠，我反對給任何人優惠，因為優惠的反面就是歧視。得到優惠的一方是優惠，未得優惠的一方就是歧視。不管是企業家也好工農群眾也好，都沒有理由得到優惠。一視同仁，法律目前人人平等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過去我們優待工農群眾，歧視″剝削階級″出身的人，不讓入黨，參軍，提幹，出國，甚至不讓上大學，那就完全錯了。好在現在這些政策已經被放棄，現在講的是人權，是人人平等。

企業家和工農群眾並不處於蹺蹺板的兩頭，一個上升另一個必定下降。相反，他們處於同一個升降機裡，要麼一起上升，要麼一起下降。這臺升降機就是整個國家或社會。國家欣欣向榮時，所有的人得得益；國家混亂時所有的人都倒黴。這已經是中國追求現代化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經驗所證明的。可惜人總是健忘，過去的教訓還得再重複體驗一次。

一個國家治亂交替而不是長治久安，一般認為是因為壓迫日盛，矛盾激化所致。但是解放後的經驗卻不是這樣。依我看，解放後並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矛盾，鬥爭完全是人為造成的。因為我們迷信那個階級鬥爭學說，認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不管是糧食不夠吃，是青年得不到就業，是經濟落後，統統用抓階級鬥爭的這付藥來處理。改革以後我們放棄了階級鬥爭為綱，但是並沒有徹底批判過這個學說，它時隱時顯，還在人們的頭腦裡起作用。它成為國家安定團結的重大隱患。

在一個社會中，利益的衝突永遠存在著，關鍵是如何處理。按照現代文明國家的經驗，對每個人平等地賦予人權保障，是解決問題的原則．偏袒任何一方都會造成另一方面的不公。我國的人權狀況應該說不斷有所進步，儘管比較慢，而且還有個別倒退的時候。回過頭來看，現在的人權狀況比之二十五年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顯然我們應該繼續朝這個方向前進，謀求靠階級鬥爭來解決人群之間的利益衝突是沒有前途的。一個階級推翻了另一個階級之後，就會等著下一次自己被推翻，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幕幕戲。人與人相鬥爭，誰也沒得好處，生產沒有任何進步，人心鍛鍊得越來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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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中國力量》（2）

社會永遠存在著矛盾，表現為貧富的矛盾，有錢有勢和無權無勢的矛盾。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完全平等的。勉強去做的結果，我們也是領教過的。窮人造富人的反，打倒富人的結果是大家都變成了窮人。本來窮人有希望變成富人，其中也有少數窮人真能變成富人。可是徹底打倒富人的結果是連這點希望都沒啦，因為中國變成了窮人國了。大家又說，大城市的高樓大廈都是農民工造的，財富是工農群眾創造的，頂多還有知識分子。這話不錯，但不全面。請問，改革以前也有工農群眾，也有知識分子，為什麼高樓大廈沒有蓋起來呢？這裡相當關鍵的一點是有沒有企業家。企業家把資金融合起來，把勞動和技術結合起來，瞄準有效的專案，把這些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組織起來，這才形成生產力。為工農大眾說話，保護他們的利益，這是對的，也能夠得到廣大群眾的承認，在道德上佔了優勢。但是把工農大眾的利益和企業家的利益對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