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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故事描述中，作者還著力探討與思考著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這便是城鄉差別的問題。由於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形成了城鄉二元對立的管理體制，城鄉差別越拉越大。特別是城鄉之間橫亙著一條巨大的社會鴻溝，短時期內根本無法填平。這種社會體制不但嚴重地束縛我國農村社會、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而且嚴重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道路，諸如就業、招工、提幹、享受社會福利等等。對小說中的田浩祿來說，他的人生道路之所以那麼曲折，他與覃怡紅的愛情之花之所以剛剛開花就陷入枯萎，他夢寐以求的城市戶口和正式工人的身份三番五次努力均歸於無效且最終化為泡影，正是因為現行的城鄉體制或城鄉差別造成的。可以說，無論是田浩祿的愛情還是他的事業，都是在城鄉差異的社會背景下展開的。在這個意義上，與賈平凹等許多書寫我國農民生存狀態與生存命運的作家一樣，羊角巖是為農民代言的。或者說，他的小說是為自己的父老鄉親代言的。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對我國城鄉體制改革的迫切呼喚。

還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土家族作家，作者還在小說中穿插了大量土家族風情的描寫，從而使小說洋溢位濃郁的民族生活的氣息，同時也有效地鋪墊了小說主人翁成長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像熱火朝天的薅草鑼鼓，柔情似水的土家哭嫁歌，歡送亡人的粗獷驃悍的“撒憂兒荷”（土家跳喪歌舞）等等，都被作者描繪得淋漓盡致，異彩紛呈，讓人如同身臨其境。這樣的描寫自然體現了作者豐富的生活積累以及對本民族文化的熟稔與熱愛。

當然，作為長篇習作，《紅玉菲》也不是沒有瑕疵。個人認為，這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某些地方顯得結構鬆散，尤其是嚮明海等綁架李楚辛、勒索田浩祿顯得枝蔓；情節設計有不合情理處，諸如田浩祿坐牢，鄭菲菲獻愛為父贖罪等讓人無法理喻；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認識不夠理性化，且讓田浩祿作為私企老闆成為收購國企、身價一夜飆升的贏家，有損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與純潔性；性愛描寫流於粗俗或一般化，有招徠讀者的嫌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作品的嚴肅主題，也損害了藝術的雅緻。

（作者系博士、中南民大文學院副教授）

羊角巖：我的愛永遠屬於清江

感謝中國作協創研部、湖北作協以及我家鄉湖北長陽縣委縣政府各位領導的重視支援，使我在北京舉辦長篇小說處女作《紅玉菲》研討會的夢想得於實現。感謝北京各位著名文學評論家在百忙中研讀拙著並蒞臨研討會。感謝各路媒體朋友關注支援。

1999年6月28日，我的詩集《鄂西倒影》（作家出版社）在北京中國作家活動中心舉辦過一次詩歌研討會。今天我帶來的則是我歷時三年創作的30萬字長篇小說處女作《紅玉菲》。最初我寫的是一箇中篇，投給《民族文學》雜誌，編輯楊玉梅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長篇小說構架，我也覺得有道理，於是我就大膽地將它擴充套件成了長篇。初稿殺青後，修改得比較艱苦，七易其稿。修改過程中有幸得到了武漢大學博導、著名文學評論家於可訓老師的指導。出版過程中，得到了省委宣傳部、省作家協會、省文聯文學藝術院、長江文藝出版社以及我的家鄉長陽縣委、縣政府等多方支援。在一個月前的11月26日，《紅玉菲》剛剛由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武漢市文學藝術研究所在武漢傳媒學院舉辦了一個出版座談會。武漢會議上，專家們對這部作品給予了基本的肯定和鼓勵，認為寫出了“一部新時期農村青年的奮鬥史”。藉此機會，對上述關注和支援過《紅玉菲》的各方領導和朋友一併表示感謝。

我清醒地知道《紅玉菲》只是我的轉型之作，因而不敢奢望北京的專家學者對它作出很高的評價。但是，醜媳婦總是應該見到公婆的，我就這樣帶著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帶著一種“初生牛犢”的闖勁兒，把《紅玉菲》呈交給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我所期待的是專家學者多給批評意見，多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