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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她並不容易，一些人，首先是愛德華·希斯的政治同道在等著瑪格麗特·撒切爾摔跟頭。在歡慶她的勝利之後，把撒切爾看作政治怪胎的聲音漸漲。許多人毫不懷疑地認為，保守黨人很快便會恢復理智，用唯一正確的人將這個女人換掉——一個男人。失利的希斯導演了一場名為“到聖誕節她必須下臺”的運動，並且只叫她TBW——“那個金髮的女人”，那個鬼女人。至少，對外，這一稱號的擁有者瑪格麗特·撒切爾並沒有受到影響，也許事實上她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煩惱。

這種不敏感顯得有些值得懷疑，“至少總要落一次淚吧！”英國《泰晤士報》的一個專欄作家這樣寫道。可是，瑪格麗特·撒切爾有其他的問題，“當反對黨領袖不容易，的確不容易，”她解釋說。“反對黨對我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制定和完善正確的政治舉措，但我是那種寧願做而不願說的人。”她的很多敵人後來承認自己低估了瑪格麗特·撒切爾。在某些人眼裡，她並不是光彩照人、有創造力的反對黨領袖，而是缺乏幽默、不易接近、不是特別善於應對的人。查爾斯·鮑威爾回憶起來甚至認為，她並不智慧超群，從不是一個好的政策制定者。但她對此總是周密準備，這是她最大的長處。鮑威爾今天還懷著深深的敬佩這樣認為，她汲取他人以便形成自我。“我是我所堅信的事物的工具，”她這樣說並同時也證明，意見和想法如果缺少去實現的意志將會毫無價值。在和對手的周旋過程中，她顯得極有權力意識。對手幾乎毫無例外的是男性，非常遷就她：英國的保守人士當時是比較沙文主義的，但並不習慣和婦女爭吵。他們大多在青年寄宿學校長大，受到的教育是禮貌地遵從婦女的意願，對她們扮演施主似的保護者的角色——然而現在卻來了一個死腦筋，家長式的、沒有教養的、而且在自己需要的時候既不禮貌又具有攻擊性的女人；但她也會調情，在她願意的時候，還會很迷人。

約翰·坎貝爾說，英國政界利益集團的男人們很剋制，他們被瑪格麗特·撒切爾所迷惑，不知道應該怎樣防禦。查爾斯·鮑威爾又強調，英國男人認為罵女人是不恰當的，但撒切爾對他們可一點兒也不剋制。向上的道路是艱難的，但最終卻還是達到了頂峰。瑪格麗特·撒切爾的袖子中擁有所有女人的王牌，或是在手袋中，約翰·坎貝爾認為，她的手袋是她出場的象徵、權威的象徵以及一個動詞；有種說法是，她“手袋”了她的對手，“她進入房間，作為老大第一個把手袋放到桌上，象徵性地彷彿把它打在了男人們的耳朵上，她這樣和他們爭吵——為什麼你們沒有這樣或那樣做，為什麼這事沒有發生？手袋是一種武器！她總是贏得每一場爭議的勝利。她也總是把一些東西放在手袋裡面，一份筆記，統計資料和制勝的論據！”由此，她的內閣裡早就產生了某種無助的憤怒。

威利·懷特勞，後來撒切爾政府的副手，1978年，曾在一次餐會上向朋友抱怨，還從沒有人像這個可怕的女人一樣敢用如此的腔調和他說話。他考慮退出政治，而不想再忍下去。但顯然就是他也無法逃避撒切爾的魅力——他留了下來併成為她的擁護者和忠實的同路人之一。懷特勞只是許多既被撒切爾的粗暴方式和衡量方式所羞辱，卻又沒有產生任何後果的同事和助手之一。利用男性弱點所進行的遊戲成為撒切爾在男性主導的世界裡最強大的武器。愛德維娜·居里描述了瑪格麗特·撒切爾怎樣將她的政治家同事玩弄於股掌之間，一旦她希望從他們那兒得到什麼，“人們能夠觀察到，她怎樣將手放在一個男人的肩膀上，盯著他的眼睛說：我親愛的，你會選我的，對嗎？”像居里所說，她是一頭母獅子，為了一大群男人而奮鬥，同時以高效能勝過競爭者。撒切爾根據不同的需要變換角色：她以這種方式來解決國內問題，她是耐心但用極大權威教課的老師；她是讓人平靜卻又炮製苦口良藥的可愛的護士；她還是燃燒的愛國主義和不列顛的體現，如果必須用劍，她將保衛王國的榮譽和主權。英國人在1970年代末期顯然渴望有這樣的戰士。

瑪格麗特和丹尼斯·撒切爾（5）

經濟上的悲劇在詹姆斯·卡拉漢的工黨政府時期依然持續。在聯合王國的大街上因為持續罷工而堆滿垃圾，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