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時。像鍾榮光那一輩人，一欲破拆晚清這座舊房，很容易因其自身的道義感而陷入這兩個坎陷。梁啟超當年“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的口號除了煽情，就是不負責任，哪有手段和後果的考量在內。一間舊房，尚且需要合理拆卸，否則它會傷人；何況一個社會。一味以破壞的心態去拆，那就是單純地使用蠻力和暴力，一些知識領袖為了集聚社會力量，甚至刻意煽動人性中的蠻力和暴力。以這樣一種非理性為主導，巨大的社會災害當不可避免，而深受其害的首先就是社會中的民眾。可以問一問的是，自辛亥而下，要拆除社會的舊房，有幾人“心中知道房子的各個部件是如何搭在一起的”，又有幾人會想到“設一個法子以免使房子各部件卸下時造成巨大的傷害”？

插：香港影片《A計劃》，是講述晚清時期一個香港警察的故事。革命黨為了自己的安全曾經陷害過這個警察，現在又想拉攏他革命。於是革黨和這個警察之間就發生了這樣一次對話：

一個女革黨率先向他道歉：你還在生我們的氣吧？成大事不拘小節，就是我們自己也可能隨時犧牲的。

由成龍扮演的警察回答：這就是我不能加入你們的原因。我是一個很拘小節的人。不管我的目標多正確，多動聽，也絕不會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去做為非作歹的事。其實我是很佩服你們的，因為你們是做大事的人，我明白打倒晚清，需要千千萬萬的人拋頭顱灑熱血。可是，我不敢教人這麼做，因為我不知道教那麼多人出生入死之後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所以，我來這裡當警察，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我要保障每一個人安居樂業。就算一個四萬萬人的國家，也是由每一個人組成的，如果不喜歡自己的生活，哪裡還有心情去愛自己的國家呢。

不能不說這個警察高明（當然這個警察不過是編劇觀念的傳聲筒），你看這一段對白恰恰包括法人剛多賽的那兩點：

“不管我的目標多正確，多動聽，也絕不會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去做為非作歹的事。”

“我不知道教那麼多人出生入死之後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這其實就是“責任倫理”的樸素表達，它居然出自一個娛樂片中的小警察之口；那麼，魯迅作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家，不妨看他在這個問題上表白：

“只要能達目的，無論什麼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

一個小警察，一個思想家；一個“責任倫理”，一個“目的倫理”：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饒有深味的對比！

案：當年梁啟超曾這樣評點孫中山：

“我對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在現代這種社會里頭，不合（會）用手段的人，便悖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已而出此，我們也有相當的原諒。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

二十六　“輿論家”

1915年元月18日，哈佛的朋友吳康推薦胡適作一次有關“儒學與卜朗吟哲學”的講演，於是，胡適第二次來到小城波士頓。講演順利結束，胡適自己也很滿意，畢竟“以數日之力寫演說稿成”。事完，胡適當年在澄衷的朋友竺可楨在哈佛的紅龍樓請胡適等吃飯，一共七人，“暢談極歡”。席中，數胡適和哈佛的鄭萊話多，“餘人不如餘二人滔滔不休也”。他們“滔滔”了些什麼？其中一個問題胡適記之甚詳：

輿論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與鄭君各抒所謂“意中之輿論家”。吾二人意見相合之處甚多，大旨如下：

輿論家：

（一） 須能文，須有能抒情又能動人之筆力。

（二） 須深知吾國史事時勢。

（三） 須深知世界史事時勢。至少須知何處可以得此種知識，須能用參考書。

（四） 須具遠識。

（五） 須具公心，不以私見奪真理。

（六） 須具決心毅力，不為利害所移。

以此返觀，胡適自己就是這樣一個輿論家（今或稱“政論家”或“時論家”，而當時梁啟超則謂為“言論家”），除了“能抒情又能動人之筆力”稍遜外，上面那幾條，胡適大體不缺。在北美時，胡適就顯露做輿論家的氣象和偏好，迨至回國，從《努力》週報到《新月》到《獨立評論》，逶迤了胡適大半生。除了學術外，他對公共生活的關注，主要就是透過辦這種時論性的刊物和寫這種